对高颖这个人，其实我们知道得并不多，还需要深入研究。他字叔英，嘉定人，大致明代末年在世，《射学正宗》的书序作于崇祯十年(1637 )。高颖与明末 嘉定文人黄淳耀有交往，黄的《陶庵全集》卷7有《高叔英先生像赞》一文日：“萃然而见者高子之骨遒苍，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泯。前观百世者高子之洞晓壬奇， 射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举非高子也？必也风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来，画之不似夫然后谓之高子。”黄淳耀是崇祯十六年的进士，明亡后与弟弟黄渊耀一起自杀殉国，是嘉定的节烈名士。高颖年辈应该略高于淳耀，故淳耀以“高 子”相称。《像赞》提到高颖的状貌应是他的晚年的样子，他擅长六壬奇门一类数术，又精通射术，由此可以”

大略想见他的风采。高颖的 确是中国射史上一个值得注 意的人物。除了《射学正宗》，他还有《杨修龄先生较定武经射学正宗》三卷， 二书内容有同有异，有待我们作细致的比对研究。

明清的武举制，特别是清代的武举制，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全国武艺竞赛的性质，而中心项目是步射和骑 图4《武经射学正宗》的日文译本射。科举制度对民间射箭

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效应，并且拉动了与射箭有关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甚至包括 射书的编印和发行。因此民间射艺大有提高，出现了不少优秀射手和射学专家，其中有些人通过武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有些则因为科场失意，仕进无门，便成了职业射师。显然，这些民间射师对传授射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向积极引进中 国射艺的日本，便时常以优厚待遇招诱一些中国射师到日本传授射艺，乃至译解兵 书。在清代，这是朝廷所严格禁止的，雍正年间，曾由此引发了几个案子，其中被 牵涉的人物有朱佩章、张恒晔等。这些人的活动不但在《雍正朱批谕旨》等清朝文 献中有详细记载，而且也得到口本《德川实纪》《长崎纪事》《崎港商说》等古籍 的印证。

约康熙末年，日本德川幕府曾委托清朝的商人寻求中国的良医、良马等，接着又以重金聘请中国能“教演弓箭藤牌”的人。最先接受委托的是曾在日本行医的宁波人朱来章。当时日本的“弓箭俱属本地之物，盔甲亦与戏子所穿无异，近日始偷出内地式样制造”。①于是朱来章带着自己的兄长朱子章、朱佩章到日本传艺，时 在雍正三年（ 1725,日本享保十年）。据日本史书记载，朱佩章是医生，但原本是 军官出身，有骑射技能，故日本人时常向他学艺。不久，朱佩章又受幕府之托回国招聘射手和马医。雍正五年，朱佩章带着招聘到的射师陈若采、沈大成和马医刘经光等五人到了长崎。雍正六年八月，雍正的亲信、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将风闻到的情况密奏朝廷，引起雍正注意，立即要求严加追究。

经李卫调查，陈若采其实是杭州人张恒晔的化名，沈大成则是杨姓某人冒顶

① 《世宗宪皇帝（霆正）朱批谕旨》卷100,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h 的，因沈大成本人是宁波府的千总，应该精通骑射。刘经光则本名叫刘经先，是一 个有经验的马医。这些人中间最重要的应该是张恒障°张恒障字爆然，杭州人，雍 正元年浙江武乡试的第五名武举人。父亲张彬如，是一位职业射师，曾任过百总。 显然，张恒障必是一名骑射高手。据日本《德川实纪-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卷 11载，陈若采（张恒晔）、沈大成等向日本人传授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等骑射法，亦见日方主要是学骑射技艺，因为这确实是清朝八旗、绿营的强项， 也是武举考试科目中最难的一项。沈大成还奉命从《武备边要》中摘录有关弓马的 内容。在雍正的亲自过问下，李卫等控制住朱来章，了解到日本招聘中国射师的详情，又经多方办理，终究于雍正九年将张恒睥、刘经先及生员孙太源等追押回国， 予以严惩。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一直到清朝前期，日本仍然在努力引进中国的射箭技 艺，证明中国射箭对日本影响之久远。

宋朝的玉津园宴射

马明达

摘 要：宋朝汴梁的玉津园，是皇家的游赏之所，也是朝廷的射圃。宋朝皇家经常在这里举行与契丹使者之间的比射活动，称为“宴射”。宴射有相互 夸示武力的用意，但大多数情况下成了一种友好比赛，是古代民族国家间以射箭为主项的运动会，其文化意义值得研究。

关键词：玉津园射圃宴射传统射箭

作者简介：马明达，1943年生，回族。河北沧州人。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中华国术总会荣誉会 长、少林寺武学指导、甘肃省马氏通备武学学会传承总监。

北宋都城汴梁，有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四大名园，合称为“宋四 园”。四园都是皇家苑囿，规模都很大，而且每一个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和用场。其 中玉津园尤具特色，在宋代历史上引人瞩目。

据宋人叶适（梦得）说，北宋四园中的琼林、金明、宜春三园都是北宋初期建 造成的，唯有玉津园是“五代之旧也”，宋太祖赵匡胤重加整修后起用的关于其功用，叶适讲：“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亦不复讲矣，惟契 丹赐射为故事。”①叶适所说基本准确，但稍有不足。

玉津园位于汴梁城南薰门外，”内有方池、园池，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宋初，玉津园是一个多功能的苑囿，太祖经常驾幸此园。《宋史•礼十六》载，太 祖自建隆元年（960）四月乙酉第一次幸玉津园，”是后凡十三次临幸” ③有时是 与群臣宴乐。清周臣《宋东京考》卷10引《函史》载，太祖有一次在玉津园大宴群 臣，结果喝醉了，“旁狎”。第二天很后悔，在群臣面前深自谴责，引为教训。④ 此事发生在建隆二年（961 ）闰三月，见《宋史・太祖本纪》。⑤而太祖到玉津园 最多是进行“宴（燕）射”，或是“阅诸军骑射”。建隆、乾德之际，每年总有多 次。太祖驾幸玉津园“观刈麦”，据《本纪》，始于开宝六年（973 ）五月，此后又 有多次“观稼” “观种稻”的记载，但总数少于“宴射”。太祖以后，“观稼”活 动仍持续着，仁宗以后便停止了。⑥

显然，玉津园一定拥有大面积宽阔而平整的土地，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检阅 诸军骑射的“校场”，才能自太祖以后实际上成为皇家的“射圃”。宋朝君臣不仅在这里演习过大射礼，而且经常安排招待契丹使者的宴射活动，也就是叶适所说的 “惟契丹赐射为故事”。我以为北宋玉津园的诸多功用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每 当辽使人宋，宋朝通常都要安排他们在玉津园“宴射”这件事。这是宋辽交聘史上 一个重要的情节，在中国射史上或是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则是一种特别的竞技活动， 有着值得深思的文化涵蕴。

中国古代，射箭活动常常在不同国家，特别是不同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中进行，

①宋・叶适：《石林燕语》卷1：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c琼林 苑，干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 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 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

《宋史》卷113《礼十六•游观》，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册8第2695页，

《宋史》卷113《礼十六•游观》，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册8第2695页

清•周城：《宋东京考》卷10《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9页。

《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前揭册1,第9页。

《宋史》卷1《太祖本纪一》，前揭册1,第9页

成了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双方有时是以它来炫耀武备之强，有时也是为了调解气氛，联络感情，就如同一次友好的赛射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使优秀的射手获得展示高超技艺的机会，给国家争了面子，也使自己荣耀一时，甚至留给后世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们举几个例子。

北周时，名将长孙晟“善弹工射，超捷过人”。《隋书》本传记载了他凭着超绝的射艺，在北周、隋与突厥的交往中两次起到特殊作用。第一次是：“宣帝时， 突厥摄图请婚于周，以赵王女妻之。然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 独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与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得设，尤得众心，而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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