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如此，我对这些古代射箭文献的理解仍然似是而非，不甚明白。现在回想起来，文史基础不扎实应该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我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懂射箭。 尽管当时我已是全国冠军，全国的十项个人纪录大部分也由我保持，但对于射箭， 我自认只学会了皮毛，对于射箭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并不理解。毛泽东同志曾说过：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②那时的我就是如此。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结束后，我当了近八年的专业射箭运动员，在射箭运动上 取得了一些成绩。1960年至1963年连续4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全能冠军，先后几十次 打破全国纪录。1963年4月，在国家体委主办的七单位射箭通讯比赛上，我以585环 打破了美国选手弗赖斯保持的571环的70米双轮世界纪录，又以302环打破了比利时选手布絮保持的295环的50米单轮世界纪录。1963年11月参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又获90米单项第一名，与另两名队友合作获男子团体第二名。③

我1965年开始从事教练 工作，从解放军射箭队教练 一直干到国家射箭队总教 练，长期在一线从事教练工 作。国家的奥运战略，压得我们这些一线教练不堪重负，终于在1993年11月，在运动一司召开的准备1996年奥运会的教练员会议上，我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医院。 当我缓过劲来躺在病床上， 反省我的执教之路时，我就想，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国家队总教练，还是在全国教

①马庸，生卒年不详，曾公开发表过有关射箭运动的报道、文学作品若干。如马庸编：《银箭红心攀高峰谈谈新中国的射箭运动》，人民体育出版社1965年版

②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③两名队友为韩有录与赵连璧，均已故。

练委员会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上，其实我这个教练不够格，我的执教之路成功的少，失败的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这个教练是真干，不是假干！

1996年香港射箭协会邀请我和李淑兰教练赴港主持射箭教练培训班，那时我已离开总教练岗位，身体恢复得也挺好，就在香港多待了几日。就在这期间，结识了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的谢肃方①先生。初次见面我们就聊得很好，在交谈中， 他谈了很多中国历朝历代的射箭典故，各朝各代的射艺名人，与众多的古代射书等等， 我听后大吃一惊，一个香港人如此了解中国的传统射箭，我这个搞专业的人实在不该。

回到北京后，我就下决心开始寻觅各种有关古代射箭的书籍文献，寻找遗存的 传统弓和箭。路漫漫其修远兮，这一找就是十余年。

那些年我跑得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去转书店找有射箭内容的书，逛古玩市场买传统弓箭。书没买多少，因为当时的射书很难找，谢肃方先生从他的收藏中给我 复印一些。我就开始看射书，这些书全是文言文的，看起来太费劲，我到书店买回来各种字典，不懂就查字典，我就反复看，反复查，有了一些进步。那些年我还有幸结识了马明达、彭林、杨弘等研究中国传统射箭的专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中国传统射艺的知识，更加坚定了我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射箭的决心。

那时在北京找不到一张传统弓，一支传统的竹、木箭，更找不到一位会传统射箭的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我要先解决传统的弓和箭的问题，我会射箭，有了弓箭就好开展了。20世纪我们在北京官园体育场训练时，常有几位老先生看我们训练， 听这几位老人讲，以前北京有东四弓箭大院，是大清专制弓箭的地方。

我就到处打听他们，找了两年找不到。1998年春的一天，刚吃过早饭，李教练急急忙忙从外边回来说，她看到一位老先生拿着一把牛角弓去办公楼了，可能就是我这几年要找的人。我随即跑到办公楼，最终在行政处看见这个拿角弓的老先生。 我问他会做牛角弓吗？来做什么？他说他会做牛角弓，但做出来没人买，他来这里想请他们帮找买家。

我说这件事你找我吧,我能给你解决。

这位老先生就是东四弓箭大院弓箭坊“聚元号”的第九代传人杨文通先生。我

① 谢肃方，Stephen Selby,英籍港人，曾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当代中国传统射箭研究的主要人物，著名中国射箭文物收藏家，著有Chinese Arc址ry （《中国射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和《百步穿杨一亚洲传统射艺》（香港海防博物馆2003年版）筝。

请他去家中详聊。到我家 后，我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原来1954年公私合营时他被分配到北郊木材厂，因 为做弓箭的人都会干一手好 的木匠活。我向他了解了不少情况，我说你放心，我帮 你搞，我明天就到你家去看 看。他家住在朝阳公园附近，我俩的家正好是北京市东西两端。他家住水利部 宿舍，一间十余平方米的 平房就是工作室，做弓的家具非常齐全，大都是我第一次见到。我问他有徒弟和传人吗？他说没有。我知道他们这些人的手艺是不传外人的。我问他孩子的情况，他 说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也已30岁，当时是出租车司机。我就说叫老三要不开出租车 T,跟你学徒，将来你会有很多活，你一个人肯定做不过来，咱们年纪也大了，要有接班人，不能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丢了。老杨有顾虑，他说30不学艺，况且孩 子也结婚了，还有孩子，生活怎么办？我说你放心，你只要把弓做出来，我准让你过好日子。你现在一张弓在国内卖800元，卖出国外则可翻一翻，以后随行就市。

小杨接班后，我给他买了一张韩国木弓，配了一打箭，我教给他射箭，讲射箭的知识和道理。我告诉他你要想做好一张弓，不会射箭你是做不好的。

以后我就联系体育界和媒体界的朋友到他那里参观，造舆论，介绍传统弓箭。 我把香港射箭协会主席林志波、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请来参观“聚元号”， 后来他们又请香港电视台和香港海防博物馆来做中国传统射箭文化的节目，对外宣传在海外起到了很大作用。从那时开始国内外订单多起来，价格也上去了。

接着，又开始帮助“聚元号”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朝阳区到北京市，最终拿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杨文通先生病逝，杨福喜接班继续经营着 “聚元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貌似有一些朋友对杨福喜有些微词，说他生产的角弓质量不如意等等。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待的，我曾在不同场合告诉大家，“聚元号”在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射箭文化方面的贡献是最大的，有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和意义，谁都与之无法比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尊重“聚元号”，诋毁“聚元号”有什么好处？只会影响中国传统射箭的发展。

世纪交替的那几年我还和谢先生到全国各地去考察传统射箭，忙忙碌碌，先后 考察了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

青海去得最多。因为早几年我就听说在青海的藏区仍保存有传统射箭,他们那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和谢先生的最初计划是先找到会做传统弓箭的师傅。一开 始，我请内蒙古射箭界的朋友帮我寻觅，未果后遂转向青海和新疆，先去的青海。 我有一位老射友叫韩有录，比我年长六岁，我二人都是第一届全运会的运动员，后 一起当教练多年，他是清海民和县人，年轻时就喜欢传统射箭，是当地知名的射 手，曾代表青海参加全国赛取得过优异成绩，我们还一同参加了 1963年在雅加达举 行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一起摘得男团银牌。老韩在青海任教期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 运动员。初入青海找寻传统射箭的踪迹，就是他陪我们去的。

我们租了一辆车从西宁出发，中午到达一位制弓师傅家。老先生年轻时做弓， 但已多年不做，我们参观了他家做弓的材料，也已不再具备制作一张完整的弓的条件，所以他当时仅提供维修，当地谁家的弓坏了他帮助维修而已。当时在青海基层 还有一定数量的老牛角弓，由于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原因，当地居民对弓敬畏有加，每次射箭完毕都送回寺庙保存，用时再请出来。就算私藏家中也不随意置放， 都要恭恭敬敬放于家中最尊贵的位置。如此才得以长期保存，“文化大革命” “破四旧”的风暴中也无人敢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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