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能把中华武德孤立起来进行简单化、均等化、抽象化、神秘化和神圣化的处 理。武术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鱼龙混杂那操作者的武德却并不就是中性的。武 林人士一些颇为接近或类似的行事风格，并不等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完全雷同。这 里必须强调，人们并不是在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教，而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 和生存状态中形成自己道德观念的。武德形成的缘由根据只能是武人的生存条 件、生活方式、所处关系和精神自觉，而并不是时下某些人所理解的那些技术 逻辑、演练风格和前贤教诲、门规律令。社会精英的顶层设计，决定不了江湖 草莽的行为方式，主流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跟边缘群体所遵循的价值方向，显 然并不一致。俗语有云“朝廷有朝廷的法度，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历史上真 正的武德不但要冲破君君臣臣之“等级差序”结构，而且还敢于向弱肉强食的 丛林法则叫板，强调基层群众的维权自保，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表现了习武 之人那“人的自尊”，由此可以成为民间正义的“守护神”，于是他们往往以“文 化背离”者的姿态，用交往性的“礼”取代强制性的“法”，用独立性的“义” 取代关系性的“仁”,用平等性的“信”取代等级性的“忠” 。对既定秩序来说，这 种德性确实具有某种否定性的“破坏”因素；但对社会平衡和历史变迁来说，却 又是一个完全不能缺少的能动方面。历史表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公正与不 平等，人类的心里就永远怀有不灭的火星，并通过不倦抗争以追求新的星火燎 原。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沦丧、人心不古的乱世中，一些武林人士背负着传统的 理想，敢于蔑视统治阶级的既定秩序并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由 此闪烁着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有道是“千古文人侠客梦”，在中国文化 中那些“非法制”和“反秩序”的“以武犯禁”，始终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 傲视权贵。
- 武术转型的多元探索
至于传统武术历史发展的实际走向和轨迹（主事者操作化地把它称之为“战 略”），恐怕就并不是由哪 个社会主宰或精英人物可以“顶层设计”出来的。它只 能够是不同利益群体在一定 背景下相互博弈形成的机遇 和合力所致（亦即俗谓“力
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是也）。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在武术发展 方式上，也是强势集团把自己集团的目标说成是整个社会的目标，把自己特殊 利益说成是社会公共利益，把自己的生存条件说成是所有人的生存条件，并用 “不争论”方式压制弱势群体的不同声音。时下主流意见所包含的那些政治炫 耀和商业利润，确实可以作为主事者的激励力量，武术技术当然也可以被人们 作为特殊商品拿去经营（就像名誉、地位、学问、良心、爱情等等，时下都通 通可以作为特殊商品进行经营一样），然而这跟武术技术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 直接的关系。在这历史演化中，“存在就是合理”，只是其中凡是符合事物原 先本性的叫做继承发展，不符合事物原先本性的叫做异化变质（所谓“本来不是” 并不排斥其可以“异化变质”），二者都各有其自身客观存在的因缘，然而无 论哪个方向的变化，恐怕都是不依任何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中国传统武术的种种形态，在历史上确实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近 代以来它在新条件下的转型探索，事实上也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其中影响较 大的有近代太极拳的“文人养生”型、马良“新武术”的“口令兵操”型、精 武体育会的“兼收并蓄”型、中央国术馆的“收集整理”型、孙禄堂的“返本 开新”型（借用《周易》框架去整合内家拳）、王茅斋的“拳禅合一”型（“出 口转内销”地借用辛亥革命前后留曰学生带回来那已经进入武士道的军国主义 “日本禅”，而不是袭用我们原有那潇洒自得的和平主义“中国禅”）、抗战 大刀队的“简化速成”型、警察保安的“特需技术”型、当代简化太极拳的“群 众普及”型、李小龙的“中西杂交”型（并转向演艺），如此等等，并不限于 时下依托专业队和体育院校那艺术体操化和竞技拳击化的纯一方向。在这里，到 底哪个方向是属于“主观、人为”的“反动”文化，哪个方向则是属于“客观、科 学”的“先进”东西，这恐怕就不是我等无知草民所能划定的。
（四）现代武术跟传统武术的分道扬镰从互联网上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检索到几百万到上干万条跟武术相关的信 息，这表明“中华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繁荣和庞杂。然而在官方主导的“现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从分化中产生，又在分化中消亡的。老朽以为，跟“传 统武术”或曰原来意义的“民间武术”属于不同性质和领域的“现代武术”或 曰当代发展了的“竞技武术”（跟纵向的“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分化相应，横 向则表现为“民间武术”和“竞技武术”之不同，这是跟客观存在那不同利益 群体逐步分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并非没有其客观的存在理由，它也完全 是为满足“一定社会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没有社会需要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出 现）。例如这里所谓“计划经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经济”的“让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就是分别是对官员和老板来说的，但这与处于社会边 缘的大多数武林人士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操作结果也跟传统武术自 身的技术本性并不那么相符。前面已经谈及，“计划经济”要求人们统筹兼顾 的“服从命令听指挥”，这就跟喜欢“独往独来”的武林性格明显相悖。而“市 场经济”只讲“利润冲动”和“等价交换”，也跟武林提倡“快意恩仇”、“重气轻死”、“任 张气势”和“施恩不图报”的“替天行道”、“义薄云天”、“打抱不平”相去甚远。传 统“武德”遗世独立、反抗压迫的社会属性，在骨子里不但反“集权垄断”的“计 划经济”，而且也更加反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由此无法为时下的社会潮流 提供道德支持。传统武术本来是操作者“自家受用”的“为己之学”（“自家受 用”不等于“休闲游玩”），而并不是广泛地“拿来交换”的什么商品，而且更 不一定都要“货与帝王家”。它确实也可以用来交往和谋生，无论在“权力社 会”还是“市场社会”中都可以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然而却很难完全变做依附 权力的技艺表演或去作斤斤计较的市场交换。传统武术源于民间草莽，如果缺 乏民间草莽的视角而仅按宫廷权贵的需要进行考察，那是不可能真正把握其内 涵和实质的。在这里，如果硬要把本性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使其相互替代，那 恐怕也很难厘清问题。
本文所说的中华武术只是特指历史上基于自身文化背景而形成的中国传统 武术，至于现代武术亦称“竞技武术”或“官方武术”（包括体操化的套路和 拳击化的散打两大类，后来还想加上杂耍型的功力大赛，基本脱离了肢体冲突 中的击打能力和抗击打能力这个技术核心），那是一种现代化和西方式的“竞 技运动”而不是什么传统的 是社会性的表演和竞赛（有 作的“选美”）而不是个体不具有紧急避险的自我防卫性技击特质。它其实也并不属于什么“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而是在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环境下的中西文化杂交所新产生的现代“非 驴非马”变种（有人把它称之为“穿着唐装的体育”或“拿着刀枪剑棍的体操”），尽 管其中确实包含有不少传统武术的元素，而旦这些元素还被巧妙地附会到中国 文化的根上，然而其主干形态、基本结构和社会属性、运行机制等，却并不就 是中国文化，因此严格说来已不再具传统武术意义（这类似于当代所谓“中国 哲学”学科，不过是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组合传统思想材料而形成的“对象知 识之论”，事实上就完全不同于我们古人体用一如那“身心性命之学”）。打 比方说，牛与马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食草动物，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结构类 似和功能交叉，就可以通过“马用”去定义、评价“牛体”，或干脆以“马用” 去改造、取代“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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