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语境中，社会上形成了 “耻文弱，多想 慕于武侠”的风尚，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纷纷提倡武术。当时上海南洋公学 的校长鼓励学生练习武术，“提倡技击者，则正欲以吾国固有之体育良法，以 使吾民族有发扬蹈厉之精神，勇敢振奋之气概，以求达其国内之安全，俾世界 日臻和平者也”［1］。孙中山先生认为：“惟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 之技击而不讲，则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 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 奚不可。而我国人曩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 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 道，则不适于生存……”

总之，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普遍认为：“国术，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 史，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国粹。这种国粹，是健身自卫，强种卫国的要 素。”圣］“技击一道，广博精深。大之足以强国强种。”［4］

从以上这些言论可知，武术在这种时代境遇和社会环境的出场语境中，由 于“强种救国”的时势需要，仍然以技击的出场形态屹立在中国近代这种特 殊的历史时期。

（二）自然体育观影响下的武术出场形态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系统自然体育观开始传入中国。自然体育观的基本 内容是：“强调体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 “认为体育即生活，强调个性发展” “推崇自然活动，否定‘人为活动等。

在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武术为卫生之方”“为最良好之 运动法”。当时北京体育研究社学者认为，中国武术有八个优点：“（一）使人 身全体内外平均发育；（二）得精神之修养；（三）增进智慧；（四）陶冶性 情；（五）便于锻炼；（六）富于应用；（七）材料丰富；（八）长幼咸 宜。”3］北京体育研究社是许禹生、佟旭初等武术界名人成立的专门从事武 术研究的民国时期的武术组织。该文的意见虽然不能代表当时所有人对武术的 认识，但是至少可以看出：在自然体育观的影响下，已经有一部分人在观念上 转变了对武术功能的认识，把武术功能由“单纯技击”向“卫生”转化。张 之江认为，“我国民气不振，相习成风，年龄尚未就衰，魂魄已游墟墓……研

［1］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中华文化通志：体育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3.

［2］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 学院出版社，1989： 136.

［3］ 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 38.

［4］ 季培刚.传承与流变：从民国著作看传统武学的境遇与前途［J］.中华武术，2006 （1）： 54.

［5］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313-314.

［6］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 136.

究国术，即为强健身体之捷径……事半功倍。”[1] “国术锻炼的功效，能增长 神气，调和血脉，有百利而无一害。……国术是一种优美的锻炼，稍得门径, 便有可观，果能得其精深，手眼身步，具有风虎云龙的变化，足以增加体育上 的兴趣和美感。”

从以上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近代，在西方自然体育观的熏 陶下，人们开始用新的理念整理与研究武术，武术出现了一种新的出场形 态一强体健身。需要指出的是，强体健身形态不是近代武术的主要出场形 态。因为出场形态受出场语境的制约。中国近代社会矛盾主要聚焦于中华民族 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整个社会呈现出内忧外患、 动荡不安的局面，人们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在这种时局之中，对外，中华民 族需要强种救国；对内，赤手空拳的人民大众需要一种手段保全自己和家人。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出场语境中，技击依然是近代武术的主要出场形态。

但是，时至今日，人类正在迈向生态文明时代，健康将成为中国人的主导 观念。生态文明时代的新出场语境必将推动、召唤武术强体健身形态的新一轮 出场。这也是武术充分适应时代发展，秉持其当代在场性的需要。

三、现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转型期。历史语境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 当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的变化。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和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 的历史出场语境必然导致中国武术出场形态发生转换。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武 术出场形态必然受到当代中国新历史出场语境的约束。

出场语境决定武术出场形态。中国武术必然会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以一 种新的出场形态在新历史出场语境中出场。就目前中国武术发展格局而言，中 国武术发展存在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两大领域。下面，我们就沿着这一格局， 分析现代中国武术出场形态。

（一）传统武术

面对上述传统武术现实的生存语境，特别是文化全球化发展，一方面是西 方文化以强势姿态挤压各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是文化全球化时代的 化多元化发展。这种悖论式发展语境使民族文化发展陷于泥淖。就传统武术而 言，这种泥淖表现在：一方面是传统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一一农耕社会日 渐消失，同时伴随着老一辈武术家的相继离世，传统武术后继乏人，传统武术

1. 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 1-2.


2. 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 6-7. 文化产生了内源性文化危机；另一方面是奥林匹克体育的全球化发展和其他武 技文化对其生存空间的压缩，传统武术面临着外源性文化危机。这种内外源性 文化危机并存的时局，客观上，迫使传统武术不得不进行从“当年”到“当 代”的发展更新。

对传统武术发展，当前武术界仁人志士开出的“良策”主要聚焦在：把 传统武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在学界发出呐喊的是程大力先生。他 认为：“传统武术承载着我们民族伟大、厚博而沉重的文化，它联系着我们民 族古老、悠远而清晰的血脉，它昭示着我们民族精进、不屈和宽广的精神，它 是我们灿烂文明无比有力的见证和无与伦比的荣誉之一，是这种见证和荣誉的 活态保存。”[1] “我们应当尽快将传统武术作为我国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以期列入遗产名录并警起国人 的高度重视。”[ ]后来这一研究如雨后春笋，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的传统武术》(周伟良，2008)、《传统武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归类研 究》(牛爱军、虞定海，2008)、《对传统武术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和再 认识》(童建国，2008)等。这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就传统武术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问题进行了不乏真知灼见的探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传统 武术来说是一件好事，这点谁也不会质疑，但是传统武术现实发展毕竟不能 “自古华山一条道”。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 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 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 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 睫的实践问题。”

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中国武术一部分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质是 把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发展。这较之于过去历朝历代而言，是一种时 代的进步。在过去，中国武术往往被作为一种“雕虫小技”“民间杂耍”等 “下里巴人”的行当对待。然而在文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把武术作为一种民 族文化来发展，既是对中国武术功能的重新认识，又是当代对中国武术时代出 场形态的选择。换句话说，当代中国武术的文化性出场形态完全是文化全球化 发展的时代语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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