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上说，武林人物的效用和效率具有某些主流以外（“化 外”亦即“王法和教化”之外）的特殊规定，例如其“疏财仗义、不爱其躯” 的急人所难和“以武犯禁、不服王法”的反叛秩序，就跟历代的主流价值观明 显相悖；江湖草莽所理解的“替天行道、打抱不平”也跟庙堂之上的“经邦济世、内 圣外王”很不一样，然而它却是多数草根武人生活方式和生存条件的重要体现。就 现象上看，急人所难和反叛秩序跟生命保全的自我防卫确实有点矛盾冲突，然 而把它放到一个群体生活条件和生存方式的背景中，那就容易理解了。

必须指出，“效用”立足于操作主体和目标任务（对什么人有利和对哪些 事有用），“效率”则着眼于“投入产出”的运作过程（操作是否适用和实施是 否合算）。中国生命智慧追求的着眼点并不是当下的单项效率而是长远的综合效 益，它确实缺乏西方人所谓“存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方面的深入考虑，没 有争霸夺魁和宰制万物的强烈愿望，但却有着对资源限制和环境容量的高度关 注，有着对种系绵延和长治久安的不懈追求。从操作上说，西方竞技和武技的 结构简单、操作直接、边界清晰、功能单纯，面对既定目标和确定环境，这种 直接的简单线性处理方式当然是高效的。然而指向不同目标和面对复杂环境，而 且还要考虑一个较长的持续过程，这种方式恐怕还是很不够的。中国武术的目 标指向跟西方本来就有所差异，而且还是建立在面对并不平衡那复杂事物的基 础上，由此具有不少跟西方竞技的不可比因素。简单地用西方单向线性的文化 霸权话语指责中国武术的低效和无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可以比照一下：动物 应对通过直接性的本能特化，在直接效率上确实远远高于人类借助中介那迂回 曲折的间接性方式，然而这特化却加强了动物对环境的依赖。一旦生态环境、食 物链条和生存方式发生变化，人自我保存的适应能力也就明显优于动物。所谓“曲 径通幽”，在中国传统武术迂回曲折、晦暗不明的路径运行背后，其实隐藏了 一个极为庞大和鲜活的可能 效率”，则是跟其多向度的 的。

只有走出自我中心的一厢情愿，才能回到独特个性的大化流行。武术“舍 己从人”的背后，便是“从人本是由己”那自我主宰的自信。老子有云：“有 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所谓“有、无”和“利、害”，本来就是相生相克的，我 们应该懂得塞翁失马那祸福无常的相对性含义。必须强调，任何功利都不是自 我中心的欲望冲动产物，而是社会利益关系和需要满足结构历史运行结果。所 有功利和功用都是相对于自身而不是异己而言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 缘由根据和存在理由，还有与此相应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体现。作为一个技术体 系，武术有其形成的环境条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武术有其运行的历史背景，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评价上则多有人见人殊。我们在研究和评论时必须要顾及这 一系列东西。如果离开这种种因缘假合去作盲目吹捧或无端指责，尽管不能禁 止其言论自由，然而这又至少是不客观、不全面和于事无补的。武术的基本功 能在于多层面综合性的肢体应对，而不在于借其形式的赚取利润；用票房价值 去评价武术的不实用是莫名其妙的，用西方武技去批评传统武术低效率确实也 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就方法论而言，上述武术不实用和低效率的说法确有太多 混淆；其一是不同文化系统的混淆（使用单一西方视角，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背 景），其二是社会问题与技术问题的混淆（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技术问题，同时 又无视技术问题形成的社会基础），其三是武术的技术属性与其社会功能的混 淆（离开具体的技术基本属性，孤立地谈论其涉及的社会功能），其四是不同 技术基础的混淆（不考虑技术历史形成及其在不同环境和领域的具体应用）。

所谓“当今中国功夫在整体上是极度缺乏技击性的。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 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这尽管不能说是毫无根据，但却 恐怕是可以具体分析的。当今丢失并不等于本来不具，异化了的更不同于原先 本真。此外，操作者的掌握程度并不等于技术自身的成熟程度，实施时的环境 条件更是各有不同，而旦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什么“全球格斗界”。先秦斗剑士、古 罗马角斗士以及现代拳击家的社会功能是供他人之娱乐观赏，分类学上归属于 竞技娱乐业，这跟时下影视明星是一致的，其背后的猫腻恐怕也是尽人皆知。至 于那些涉武的豪门帮凶、职业杀手、盗匪黑帮、造反人员和警务保安等等，更社会组织力量，因而并不全 斗人员，在当今条件下则整 技术的依赖很少。武术专业Bastes®： S5史身份的白球同教练则属于教育工作者，其职业规定并不在于技击搏斗。至于那些防身护体和 紧急避险功能则属于求生本能和自然权利，这也并不是什么分工意义上的职业 行为，无法构成什么“社会功能界别”。人们从来都不会为打斗而打斗，仅靠 那几下拳脚功夫是不可能经邦济世和建功立业的。特别是时下这所有领域背后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资本的社会力量，个人的体能、技巧和应变能力可以 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其实相当狭窄。传统武术技术确有其不够完善甚至很不完 善的地方，但我们不能离开传统武术特定的历史坐标、运行条件、社会归属和 综合性能而简单化地指责它的“不实用”和“低效率”。而要解决传统武术的 这些不完善问题，看来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 万事大吉的。

我们并不否定古代自然经济的“靠天吃饭”和宗法社会那“人的依赖”对 武术文化的消极影响，但几千年文明史所积淀下来“全息映照、大化流行”的 生命智慧，也是不能忽略的。任何功利都是要指向价值目标并顾及运行条件和 投入产出的，建立在工商社会利润扩张基础上的功利范畴，却踉建立在农业社 会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功利概念很不一样。前者着眼于分工条件下占取型的交换 价值（落脚于“物本”之占有剩余价值），后者着眼于自然经济自足型的使用 价值（落脚于“人本”的实现必要价值）。与此相应则是西方人用以掌握技术 的理性，是认知分析型之工具理性，其背后有着“绝对律令”和“逻辑推理” 的支撑。中国人用以掌握技术的理性，却是综合操作性之“实用理性”，其客 观依据却是随机应变和趋利避害。从对武术的影响来说，中国文化中的“天人 合_ ”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混入不少美学想象、道德诉求和带上政教合一意蕴，甚 至还附有不少原始巫术的神秘主义因素。然而就其实际社会功能而言，却并不缺 乏全息映照下顺应环境和整体统筹的深刻意蕴，它从自然人的生理需求出发，最 后还要回头落实到具体人伦的社会关系上；就状态评估而言，它还具有某种自学 习、自适应、自组织机制。就主体操作来说，它更多的是肢体应对中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动态调适。由此中国人的生命活动不但讲究天时、地 利、人和的协调互动,而旦还突出自身机体生命、生活、生态那随机就势的随遇而安。

如前所述，中华武术文 化的基本精神，讲究生存竞争中生生不已的灵活应对、圆转自保，把自我融合在整个大化流行当中，特别反对好 勇斗狠、使蛮逞强、弱肉强食、欺男霸女，十分强调救亡图存、自强不息、整合资源、优化生命。这种着 眼于反抗压迫、维权自卫、应对周全、打斗活命的生存方式，它或许可以被批 评为保守有余、开拓不足，不能与时俱进、缺乏进取的竞争精神，不懂得在市 场经济中推销自己、不适应改革开放的生活秩序等等，然而却绝对不能说它是 缺乏生命的智慧技巧，是脱离生活的过时教条和没有自知之明，甚至只是一个 “空谈误国”的技击理想“乌托邦”。武术是下层的“俗文化”而不是上层的“雅 文化”，武林人士有着极为顽强的“强力意志”，但这却完全不同于精英集团“内 圣外王”的社会诉求。所谓“侠义”的基本内涵，并不在于建功立业、维系统治、内 圣外王那王霸之制，而更多却在于逍遥自在、伸张正义、快意天涯的个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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