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教修炼思想对养生文化发展的促进

我国历史上所说的道教，是在东汉末年才出现的。当时道派繁多，或以《太平经》为经典，倡言“天下太平、或以《老子》为经典，倡言祛病延年。到了东晋，葛洪创立金丹道， 力主炼服金丹，长生呈仙。直至南北朝时期，道士寇谦之、陆修静等借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然而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道教的修炼术，实际上是起源于民间的巫术和春秋时代流行的神仙方术。他们把先泰道家老子地位上升，被独尊为神明，成为道教的始祖——“太上老君”。道教有双重追求：一是在现实世界上建立没有灾 患、没有战争、没有疾病，“人人无贵贱，皆天所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 不足者补之”（《老子•七十七章》）的平等理想社会；二是追求处生死，极虚静，超凡脱俗，不 为物累的“仙境”世界。道教津津乐道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并非存在卜冥冥上天，而就在于自然界的美妙山水之间。人人经过修炼，便能长生不死。这种理想追求，正是人们孜孜不倦探求延年益寿的生命奥秘的原因之所在。

由于道教有这种长生不死的理想追求，乐生、贵生、贵术便成为道教修炼的内容。世界上的形形色色的宗教几乎全都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而道教独树一帜，热变于“人如何 不死'’的问题。许多宗教都认为人世间充满罪恶与痛苦，而把希望寄托在天国，幻想死后灵魂得到安宁。而道教则认为，生是乐事，死最痛苦。道教承袭了先秦道家学说中的“贵生”，在 《元始无量度人经》中就有“仙道贵生”之说。由于乐生、贵生，也重视研究长生的方法——“贵术道教和其他宗教还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在对待自己的生命上不是消极地听天由命， 而是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西升经》），人只要善于修道养生，性命双修，安神固形，便能长生不死。因此，道教既重视精神的超越，又讲究肉体的健康，不仅讲求归本返朴，养气健身之术，如导引、行气等养生方术，而且还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总之，道教浓烈地表现出人的生存的欲望，具有一种“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傅勤家《我国道教史》）的勇猛气势。此种特质，正是中华民族重现实、重现世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对道教修炼术发展最有影响的要推东晋的道教学者葛洪。他系统地吸收了战国以来神仙方术，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修炼术的论证和阐述，无论是在养生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提高，把道教修炼理论和修炼方法学术化（他的炼丹术对养生来说，不能认为 是有益的，但他对古代化学做出贡献）。由此促进了道教修炼的上层化，高级上族接受道教的养生修炼的日益增多，被称为“山中宰相''的梁朝陶弘景就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葛洪对道教修炼理论和方法的论述，还吸取了儒家的做法，形成了以道为主，兼容儒术的修炼体系， 这对后世道教修炼乃至整个养生文化的发展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葛洪之后，对道教修炼术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就是梁朝的陶弘景。他继承并发展了葛洪的养生修炼思想，主张儒佛道三教养生修炼思想和方法合流。历史上的儒家和道家是春秋时代同时出现在我国思想学术舞台的，而佛家则是在西汉末东汉初由古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南 北朝时开始盛行，陶弘景本人既是道士，又受佛戒，佛道双修。他和葛洪一样，都又精于医 学。他所辑录的《养性延命录》为我国养生典籍中第一部综合性的养生专著。该廿《序言》 说：该/所辑的内容来自，“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但有益养生，乃无损于后患 诸术: 它对后世的养生辑录起了示范作用。

唐代的孙思邈是一位著名的医家，但他不仅崇尚老、庄养生学说，还兼好佛教经典，因 而他把道、佛、儒、医各家的养生术融为一炉，极大地丰富了养生学的内容，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福寿论》 （一云：《福禄论》卜《存神炼气铭》、《摄生论》、《卫生歌》等。孙思邈在养生上主张把静功与动功结合起来;把饮食清谈的“食养”与服用滋补药饵的“药补”结合起来；既强调“节欲”， 又反对“绝欲、并主张把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结合起来。在他的著作中不仅辑人了《老子按 摩法》，还辑入了《天竺国按摩》，丰富了养生法的内容。尤其可贵的是在《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摄养枕中方》中，把养生学的内容和医学的内容融为一体，使养生学的实践性大大增强，变呈一般人都可运用的养生方术。他的《卫生歌》更是对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概括（歌诀化），为养生文化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隋代巢元方主编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司马承祯撰著的《天隐子 养生书》和《坐忘论》、胡情所撰的《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施肩吾的《西山群仙会 真记》等重要医书和养生著作，都或多或少具有以道为主，兼容儒佛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视 为隋唐时代兼容并包的文化在养生文化上的表现。

（三）我国养生文化的完善和传播

宋代以后，我国养生文化进入日臻完善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发展阶段。汉、唐以来形成的以道教养生思想为主导的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在宋代以后，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和文人罩客对养生问题的青睐，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在养生文化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

1.医学养生理论的深化

两宋金元时期，在医学方面出现流派争鸣的新局面，涌现出金兀四大家（刘兀素、李东垣、 张子和、朱丹溪）和陈直、邹铉等一大批著名医家和养生家；同时组织编写了《太平圣惠方》、 《圣济总录》之类的大型官方医其中包括了养生的内容），这便大大促进了医学和养生学沿着《黄帝内经》开创的发展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其突的表现是从发病学角度探求养生规律。 《太平圣惠方•食治论》提出了“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的观点，发展了《诸病源候论》的思想。《圣济总录》提出了“因气而荣，因气而病”，主张养生应努力保养气血，调 理病机。李东垣认为：“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飞《脾胃论》）， 强调养生要务在于保养脾胃之气。而朱丹溪则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重耍作用，认为人的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飞《格至余论》），因而在治病和养生方面，都应以滋阴为主。 山于对阴精的重视，他还特别强调节欲和晚婚的养生意义。

2.养生典籍的汇集

宋代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展，促进了对养生典籍的汇集，其最突出的是由王钦若领衔、张君房主持的编辑的《大宋天宫宝藏》（即宋《道藏》），张君房又摘其精要，编呈《云笈七签》（亦称《小道藏》）,其中汇集了宋代以前的各种医药养生典籍数十种，这些典籍都是长期的医疗卫生和养生经验的总结，其中有许多在今天来看都是很有价值的，如《黄帝内经》、 《养性延命录》、《千金耍方》、《摄养枕中方》、《太清导引养生经》以及各种修炼法等。 南宋曾恒所撰的《道枢》是继《云笈七签》后又一部道教养生修炼的专著，全书共108篇，对各种修炼法收集之广，行文之严谨，均胜过前人，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养生经典，可称得上中华养生文化的结晶。

3.养生修炼术开始规范化

宋代以前，在养生术方面，虽然术式繁多，但几乎全是（除五禽戏外）单方式的，自宋代起， 便出现了一些综合性、规范性的简便易行的健身术式。这些健身术显著的特点是：一是术式简化；二是连贯呈套；三是活动全面；四是易记易练。

4.内丹术盛行

内丹是相对外丹而言的，它就是将人体比作炉鼎，以人体内的精、气、神作为药物，运用“神”去烧炼，使精气神凝聚结呈“圣胎”，即所谓“内丹炼丹的处所称为“丹山”，性命双修 是其修炼的核心。内丹之名本来自佛教。南朝的《南岳大禅师立誓愿文》首次用了“内丹”一 词，其中说：“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门安。”后为道教修炼家接受，成为道教静功的主要修炼法，即今称之为气功。唐末五代之际，修炼内丹已流行于世，其中钟离权、吕洞宾、 崔希范、陈技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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