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女子武术活动开展较早。广东精武成立时一些欢迎和庆祝活动，就有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及广东体育学校表演精武拳术（其教员潘生濂原系上海“精 武女子模范团”会员）引起各界瞩目。广东精武会女子部原系上海精武女子部 主任陈士超和干事李志羲在1920年建议策划，经坤维女校和公益女校联名提议 召开女学界会议并决议通过，于1921年春正式成立的，该部成立后在各女校开 展的活动有声有色，有的骨干还受聘到南洋授拳和考上北京大学。

精武会员的主体是学校学生和青年工人、青年店员。新文化运动把希望寄 托在青年人身上。而要使武技达到较好的成绩，也有一个从儿童抓起的问题，基 于这个潮流，上海精武总会 设童子团，与此同时还向上 海各大、中、小学派出教练，据 270 载“当时沪上各校习精武式 体操者达40余校，每月会操 动辄一二干人”。广东精武
童子团正式创办于1920年，由霍元甲的儿子霍东阁倡议开办，并得到会内多数 人的赞成。20年代初期团务极为发达。1923年曾因霍东阁赴南洋精武会工作而 略为停顿，但很快又由于一些热心人的推动而得到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

广东精武会的成立，使广东的学校的武术发展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广东精 武开办之初，便招学生会员。精武还应各校之聘，派出李占风、赵连和、霍东 阁等武师前往各校传技。到1925年，邀请广东精武会前往任教的学校（包括几 间家塾）就有45间之多（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女校），参加训练的学生达3000 余人，学校习武之风盛极一时，广东精武会干事陈彦担任广东省教育会体育部 长时，征得教育会长同意，将全市学校分为7个师，其中岭南学校为特别区，由 广东精武派员前往任教，每周三次，一律免费。参加练习的学生数干人。广东 精武还曾组织各校男女生进行了几次大会操，人数从几百人到干余人不等，动 作整齐有力，深得各界好评。

（六）不问政治、专注学术

“不问政治、专注学术”是新文化运动向右的发展，其出现自有一定的存 在理由。与此相应，精武会章程有“概不许予闻政治，尤不争门户短长”的规 定。广东精武章程也有“不闻政治”、“不涉政海” 一类说法。而其活动中还有“得 诸社会、还诸社会”，不问会员的政治立场的全民性普及倾向。对这“超政治” 的言论和倾向，我们过去一概认定为基于“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反革命欺骗” 和“反革命活动”。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诚然，在一个存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任何团体和人物都不能摆脱政治而 孤立地存在。一些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势必要依托一定的社会势力并获得政 治当局认可，同时还会在活动过程中表现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从历史上说，精 武核心人物大都十分敬仰孙中山，其中还有不少同盟会员。1919年《精武本记》 出版，请孙中山作序并题字，在这前后的不少精武书刊，也有不少民国要人题 词或作序。1923年精武派团访问京津亦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想借黎的名义抬高 自己身价。还有1928年左右陈公哲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求精武改“私立”为社会团体，直接间接都要为这个政权服务，更不可能变成推翻当局的政治性革 命组织。

我们以为，基于社会分工原则，不同的社会团体应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 此，对一个群众性的体育文化组织，不应向它提出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斗争 的政治性要求。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领导一切”的条件下，也不应把 一个群众性文化社团组织搞成党的附属机构，让它天天去搞政治宣传和处理行 政管理事务。我们承认，参与群众体育活动的人是具有各自不同政治立场的，但 这不同的政治立场跟体育活动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当年广东精武会的 成员中，上层官僚政客利用这个组织去培养私人势力，互相争夺攻击，有的参 与了广东商团的叛乱，有的还积极参与了屠杀共产党的“清党”运动；而下层 会员则通过这个组织学习武技，锻炼身体，有的还积极参加了东征、北伐、省 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和后来的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对于这些不同的政治立 场和活动倾向，显然不能由一个非政治的群众性体育文化团体去为他们负责。

从另一方面说，精武会“不问政治”的口号还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陈公哲 曾经透露过这背后的实质：“满清末叶，政治党派有革命、维新组织，最招朝 庭之忌，精武于此时创立，殊非其时，主其事者，随时可招牢狱之灾。……为 避免政治组织，彰明宗旨，示信官厅，”才立了这样的条例，以“立足于洋场 风潮旋涡中”。可见“不问政治” 一定意义上还是政局动荡情况下的一种自我 保护策略。就实践上说，跟政治人物及政治风潮联系过于紧密的社会团体，极 易受政局影响而导致解体。例如后于广东精武十年成立的“两广国馆”，由于 直属行政当局，结果只搞了两个月，便随着其后台李济深被蒋介石扣留而遭解 散。由此可见，精武会用“不问政治”去回避和摆脱权力的干扰是可以理解的。当 然，在事实上它仍然无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态那种“人的依赖关系”。

总体来说，我们以为精武会之所以能在旧中国社会上活动了 40年，后来随 着改革开放又重新恢复，这固然有其一定的社会的背景，但它那“不问政治” 的立场，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颇起作用的因素之一。

得超越地域限制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精武会的成立，为的是改 造国民身心素质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其成长和发展，除要以开放的胸怀 接纳外来文化以外，还得独立自主地走出国门投身于世界社会之中。在当今世 界上有一种倾向，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从时 代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传统本身的现代发展，是对传统自身各种可能性的现代 选择；它同时伴有所谓“寻根”意识和行为，并在一定意义上是传统本质的实 现。从民族性的角度看，过去的民族性是地理隔绝的产物，而现代的民族性却 是世界性联系的产物。它是世界普遍联系的一个关节点，以其特殊性来证明自 身的存在理由。这就是世界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精武的活动轨迹，便是沿着这 个方向前进的。

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对外交往频繁。所以中央精武总会的发展策略，是 “向南不向北”，首先在沿海各省扎根，然后通过广东经南洋走向世界。在广 东精武筹建期间，精武诸君就跟香港有了较多的接触，特别是在广东精武建立 以后，香港精武也相继成立，其影响更进一步远播南洋诸埠。每有大型活动，南 洋的巨商大贾，社会名流常询详情，仰慕其殷，并屡求派员前往指导组会。由 此可见，广东精武实质上成了向南洋扩展的桥头堡。

中央精武在筹备赴海外前，曾指派广东精武的罗啸嗷等人先行往南洋诸 埠，了解情况并研究各埠扩展分会的可能条件。1920年7月，以精武总裁陈公 哲为首包括罗啸墩、陈士超（女）、黎惠生、叶书田等“精武五使”过南洋进 行扩展工作。在这“五使”中前三个均为粤籍人士并参与广东精武的组织工作，可 见广东精武跟广东人在这走向世界中起的作用。这“五使”在南洋宣传和筹组 活动中,深得广大华侨支持，首先在越南西贡成立了第一个南洋精武联会之后,不 久后在新加坡、吉隆坡、云兰莪、泗水等埠都建立起精武联会。到1946年12 月还成立了 “南洋中国精武总会”（简称“马总”），一统南洋各埠精武组织，并 由此陆续走向西欧、北美、澳洲和曰本。这些都是后话了。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精武精神是一种尚武自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使它摆脱了封建

2.广东精武会是在新文化运动开展后的背景下展开的。精武运动“向南不 向北”的发展路线，则说明了广东经济——社会环境给精武精神开展提供了适 合的活动舞台。

（本文原题木精武会的文化布•淋》，是“第二次岭南文化 学犬研计序'的入也论文，我中国礼/科学出版社/雄•年版《岭 岷未秋—岭南文化论桑（二）》。）

武以观德一武术文化的伦理道德结构

—§一

古人有云：“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正如文章可以反映文人的文化心理 结构一样，武术也可体现武人的伦理道德结构。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建 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伦理型文化，其崇德尚礼、厚生利用的文化精 神，渗入并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表现形式，在泛道德主义氛围背景下，自然有着一个既跟整 个民族文化精神交往相通，又有自身技术行为属性特点的伦理道德结构。这个 结构由外在社会规范的“礼”，个人内心生成的“德”，以及综合二者并进入 人性深处潜意识的“性”这样三个层面构成。在这里，“礼”是交往规范、“德” 是自我律令、“性”是运行依据。对此我们可以用开车来打比方，“礼”是道 路上的交通规则，“德”是车上的控制系统，“性”则是开车的司机。礼、德、性 三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中国武人完整的伦理道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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