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要的理论来分析武术产生的动因，我们可以发现,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的 身体活动与生产和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类为了 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技能。跑得快、跳得高、投得远以及攀 登、泅水等生活技能，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技能。这种技能的传习，可以说是未 来教育的源头，也是未来武术的起点。狩猎是当时人们获得食物最主要的生产 劳动,人类开始与禽兽格斗是徒手,以后发展为用器械。由开始用石头来击打野 兽，到后来使用棍棒击打野兽，表明劳动技能是在逐渐提高的。器械的发展也经 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石块、石球、木棒到用石块磨制的石刀、石矛等。这

•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9页。

荆楚文化丛书

荆楚武术与竞技

是在狩猎,也就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人们经过许多次的挫折,从血的教训中进行 思考与总结而创制的。当然，人们在与野兽搏斗的过程中虽然逐步使用器械，或 称武器，但一旦所持武器脱手，仍然还是要进行徒手格斗，行拳打脚踢的动作。 因此,搏击技能是人们能够获得生存的一定条件。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掌 握一定的攻、防、格斗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需要中得到 检验的O这种运用于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的攻、防、格斗技能，就是武术得以产生 的源头，是武术形成的开始阶段。

早期武术的产生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生产劳动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与人 的斗争之中。随着人类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变得逐渐复杂,人 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付诸武力,诸如因分配不公引起的争斗,因 “性选择”引起的争斗，不同群体之间因争夺猎物和某些生活资源引起的争斗，因 领地引起的争斗，因血缘引起的复仇等等。总之，当一些危及部落或个人利益、 甚至是生命的情况出现时,人们往往都会奋起反抗而发生争斗，而这种争斗的 形式和过程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会被人们所记忆，并从中总结其经验加以讨 论、验证并传习。虽然这种冲突还不具有政治色彩,但这种争斗会随着生产力的 提高而日趋激烈,规模日益扩大。这种与人的搏斗,对于早期武术的形成与发展 相对于与禽兽的搏斗，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还不可能组建军队，所以部落中的成员既是劳动者， 又是战斗者。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正是因为每一个劳 动者又是战斗者，武器也就是狩猎工具。所以据《中国古代体育史》载：“最早人 类在与野兽或同类的搏斗中，逐渐演化出一些徒手或持器械格斗的动作本领，这 又是体育的另一部分（与军事有关的体育）的源泉……发展到后来的拳击、拳术、 兵器武艺、摔跤、手搏、擒拿格斗等,实际上就是从最原始人类的这种徒手或手持 石片互相格斗中发展起来的。”①另据《中国武术史》载：“在原始人群的生存竞争 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技击萌生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 为直接的联系。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而发生争斗，男性为争夺女性 或女性为挑选男性而产生性选择的争斗，这些人与人斗的现象发生得非常久 远……原始战争对徒手的擒、拿、摔、打等战斗技能的产生，亦有着巨大的促进

①《中国古代体育史》，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

作用。”①

对于早期武术的产生和发展，人之间的格斗对这个过程的推动作用远远大 于生产活动。在人与兽斗时，野兽主要是凭借其锋利的爪牙和角以及强大的体 力，依靠它们捕杀其他动物的本能来和人斗，而人则是有智慧的，人可以用智慧 和人能群的力量来征服野兽。所以,人与兽斗的这种搏斗对技术的要求较低。 另外，在那种严酷的生活环境中，虽然人类获得食物是很困难，但获取的途径是 多样的，和动物搏斗并不是人类获得食物的唯一选择。为了安全、顺利地捕获猎 物,人们会选择那些体型较小的食草动物为捕获对象，一般不会主动去攻击大型 的食肉动物。这是其他动物都有的一种本能选择，人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这 种狩猎活动的技击技术含量就更低了。而人与人斗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是在 双方体能相敌、智力相当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倾向于技击技术的较量。技 击技术是这种搏斗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才更为积极地推 动了技击技术的发展。

在探讨早期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时，除了应该看到武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生 产活动的需要，更应该看到武术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与人之间争斗的需要，后一 种需要更为有效地推动了武术的形成和发展。而这两种需要在当时都是为了生 存，是生存的需要。

第二节 民族融合为武术技艺交流提供了条件

楚国在其长期的历史流变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经历了无数的 残酷战争与辗转迁徙，最后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与楚国海纳百川的治国 胸襟是分不开的。楚国从一个弱小的氏族集团开始萌生,凭着世代楚先祖的智 慧与勇气,使楚族得以不断地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之中，民族的包容与融和是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据古文献记载,约相当于石家河文化时代，江汉地区曾长期生活着一个强大 的部落联盟集团“三苗”，又称“有苗”、“苗民”、喃蛮”。其活动区域据《战国策-

①《中国武术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年。 魏策一》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 北。”三苗的族源长期以来传说不一。据考证，我国南方地区的苗族为三苗后裔。 在苗族的一些地区，至今仍流行着伏羲、女蜗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的故事。苗族 人还有祭祀伏羲、女蜗的传统习俗。表明古今苗民均以伏羲、女蜗为祖先神气 进一步证明，苗民为江汉地区土著居民。同时，三苗也是一个能够融合其他民族 的多元民族。如隶属于东夷集团的九黎，也就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在涿鹿与黄 帝集团大战失败后，大量融入三苗,成为三苗的一部分。这也充分说明，苗族是 一个能够融合其他民族成分的多元民族。

三苗集团与尧、舜发生过多次武力冲突。《六韬》曰:“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 浦。”②《吕氏春秋-召类》曰：哓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帝王世纪》曰：“诸侯 有苗处南蛮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关于尧与三苗在丹水之浦的战争，还 有诸多古籍记载。其战争原因据古本《竹书纪年》、《汉书-律历志-世经》说，是 因为帝尧知道其子丹朱不肖，就把帝位传于舜。而丹朱与三苗之君对此不满，就 联合起来反对，所以尧就开始了对三苗的征伐。其征伐的结果，据《庄子-盗跖》 说“尧不慈”,“尧杀长子”。长子即丹朱。是说这次战争杀了丹朱及三苗之君，征 服了三苗。当然,这次征伐并没有彻底清除有苗族,仍然有一部分“有苗之民，叛 入南海，为三苗国。”③

《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三苗在 江淮、荆州数为乱;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这是丹水之战后以尧为首的华夏 集团以流放的办法迫使部分三苗西迁分解的传说。另据《韩非子-五蠹》载：“当 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吕氏春秋-召类》还载有“舜却苗民”便“更易其俗”。 说明舜对苗民还采取过同化与分解流放的政策措施。

舜晚年传位于禹，有苗族又发生了叛乱。舜于是御驾亲征，然而却“南征三 苗，道死苍梧”（《淮南子-修务》）。舜死后，禹对三苗进行了摧毁性地打击。《墨 子-兼爱》下篇记下了禹出征前的誓言，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

• 芮逸夫，《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蜩的传说》,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 年。


• 孙德骐,《六韬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 郭璞注，《山海经•海外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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