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间武市传播分析
民间武术的传播是中国古代社会武术传播最主要的方面，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状况的民间武术的传播具有自发性和适应性。
(一)清之前民间武术以师徒传承为主要的传播方式
师徒传承是民间武术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国武术门派繁多，但在清之前都是以师徒传承的方式传播。中国武术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口传身授”。师徒传承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它使武术技击技术变纯、变精，保持了武术内容的全面与丰富; 而且更加注重传播效果，对被传播者的武技和武德非常重视。同时师徒传承也有一定的制约性，对外的文化排它使拳种的生命力减弱，不利于拳种间的融摄取补，同时师徒传承制约了传播对象的扩大化，不利于拳种的传播。
(二)清代是中国古代武术广泛传播的时期
明代是中国武术承上启下，有明显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古代武术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尤其明中期以后，民间武术活动空前活跃，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势。这一时期，诸家拳术与器械门类大量出现，拳械技术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拳械谱与歌诀的发展，单势操练、对练搏击与套路武术等多种形式并举，古佚剑法、剑诀的搜寻，中外武术交流的加强，辑纂和研究武术的著作不断问世等。这些发展变化证明了我国民间武术已进入了它的全面成熟的时期。
进入清代以后，中国古代武术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期。技击技术、技术理论得到《清续文献通考•卷十八》了广泛发展，武术文化形态也趋于成熟。随着各拳种、流派的大量涌现，武术的技击防卫、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得广泛发展；武术理论也借用古代太极阴阳五行和八卦理论学说，建构起中国古代武术的理论体系；而武术的“侠义”文化体系也在清代有了新的形式，镖局将谋生与行侠结合在一起，很好地解决了义与利的关系。
清代中国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武术传播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明代以前以师徒传承为主的内向、秘密、直线、封闭的传播形式变为以镖局（形意拳等）、武馆 （太极拳等）、宗教（少林拳等）、秘密结社（洪拳等）为载体的开放、外向、分散的传播方式。长期的一地一姓一族的“口耳相传”和“技术模仿”的传播特点制约了拳种的发展和拳种间的融摄取补。至清代时，改变了这种传播方式，武术开始和社会生态接轨，太极拳名家杨露禅将太极拳带到北京，将其传于王公贵族，并根据王公贵族体质弱、习武为强身的特点将太极拳中发劲和跳跃进行大胆改革，成为另一种舒展大方、动作灵柔的太极拳种，通过广收门徒来实现对太极拳的传播；而形意拳则借助镖局走镖，实现了拳种风格的形成、拳种的广泛传播等。这些开放 的传播方式为清代武术的传播奠定的基础。
第二节清代山西武术简述及传播的社会因素分析
清代中国古代武术的传播虽说已经基本脱离了一地一姓一族的传播方式，但在开放的传播中，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如南方的洪拳是借助秘密社会，河南的少林拳则借助宗教来实现传播目的，而地处山西的形意拳、通臂拳则充分利用了晋商大发展的契机，借助镖局来实现其传播目的，本节将具体研究和分析山西武术发展的社会学因素，从历史脉络中把握镖局与山西武术间复杂而深邃的文化背景。
—、清代山西武市发展简述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交通环境、尚武的性格特质等诸多原因，使山西自古就是武术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太行横拥巨川回，三晋由来产异材（司马光）”是山西人才的特征，至清代时，山西人又以经商闻名天下，利希霍芬评价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清代山西武术也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军事武术中产生了六名武举状元出，民间武术中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形意拳等名拳。
（一）清代山西军事武术发展状况
清代山西军事武术发展较好，自清凭武力入关以来，对武术的控制就极为严格，一方面限制民间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极力发展军事武术，其选拨军事武术人才的方式沿袭的自唐创立并经宋、明延续而来的武举制。武举自建大清开始，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共开武科一百零九榜，共取中武进士不少于8800人，其中包括109名武状元，武状元是集武术技术与军事能力于一体的人才。在其中，可查籍贯的武状元中山西籍共六人，分别是：贾廷诏（乾隆七年）、张大经（乾隆十六年）、马全（乾隆二十五年）、张从龙（道光三年）、李相清（道光六年）、李广金（道光十二年）。
1.贾廷诏
贾廷诏,字号不详，山西清源人。清乾隆七年（1724）壬戌科武进士第一人。
入关后的清朝皇室，继承在关外时民族传统，一向注意武事。乾隆帝弘历说: “弓矢乃八旗之旧俗，而神武实万世之家风。”他身为一国之尊，骑射娴熟，喜爱游猎，但不废政事。乾隆六年（1723）,乾隆帝遵从康熙帝居安思危，注重习武练兵的传统习俗，恢复已中断19年的秋弥古礼。每逢一年一度的秋弥大典，乾隆帝还召见没有出过天花“以进塞为惧”的大批蒙古王公贵族，请其轮流陪同他驰骋射猎。乾隆帝喜欢在蒙古王公、哈萨克陪臣等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武艺，使他们 “畏威怀德”。乾隆帝认为：“外夷或有习弓矢者，然较之满洲索伦相去不啻迳庭矣。外夷唯知重武，宴会百戏彼虽乐观，终不若示以射猎，彼乃诚心悦服，不敢轻视中国，故朕每于此亟亟焉。”他经常告诫子孙不可忘记满族重视骑射的家风。
乾隆帝也喜欢阅兵，一生多次检阅八旗禁旅，乘马至教场，“亲御弧矢”，年龄岁至80时才改乘轻舆前往教场。乾隆七年，贾廷诏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考中武状元，授任头等侍卫。该榜榜眼是李世菸，湖南桃源人；探花是白钟襄，山西太谷 人。均授二等侍卫。
据《山西通志》记载：“贾廷诏，清源人。及第第一。乾隆元年丙辰（中举）， 二年丁巳，武进士。”其中纪年有误，二年另有其人。
贾廷诏并无显赫声名战绩。
2.张大经
张大经,字建常，山西凤台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辛未科武进士第一人。
乾隆十六年，张大经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授矛一等侍卫后，张大经出任陕西兴汉镇总兵。乾隆二十年(1755),授湖北武昌城守营参将。乾隆二十三年, 张大经以承担缉捕造反的马朝柱，限期已满，一无所获，被部议降一级调用。乾隆二十四年，捐复补山东济南城守营参将。乾隆二十八年，迁文登营副将。乾隆三十四年 (1769)正月，张大经奉命再升任陕西兴汉镇总兵。乾隆三十六年，张大经奉命率领西宁、陕西官兵各100。人随从大军出征金川。三十七年二月，张大经所属的军队一出师就包围了资哩城，他率师出中路进军。九月，出师，进攻兜乌。接下来，张大经派兵千人驻扎在阿喀木雅，很快转移驻扎木阑坝鄂克什旧寨，十二月，大军攻克木尔古罗及卡了。进攻造反的布朗郭宗，张大经偕待卫普尔普等直逼造反者大寨，攻克造反者的寨。焚毁寨楼，杀死许多造反者。乾隆帝传谕交部议，从优叙功，官加三等。正好副将军阿桂已攻克美诺的谋反的酋长僧格桑，酋长逃走遁、投奔布朗郭宗，张大经随将军温福跟踪追到底木达，从侧面进攻布朗郭宗，一举攻克反叛的酋长。返回后，又跟从大部队攻占底木达，生擒了僧格桑的父亲、首领泽旺。大获全胜，出师告捷。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大军攻克聪尔拉。张大经偕同副都统乌什哈达等，冒雪登上山口两峰，夺其碉堡。这个月，大军移营，温福进驻木果木，张大经率领将士500人分驻簇拉角克，乾隆帝认为这个地方处于功聪尔拉口以北，形势十分险要，谕旨要增添兵力，协助严加防御。四月，张大经偕同乌什哈达等攻占达扎克角山，击败大量造反的民众；居高临下，顺势沿山而下，攻克得斯东寨。大量造反的人仓皇弃寨，逃遁而去。六月，张大经以军功得叙，官加三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这月，木果木大营溃败，温福遇害。七月，当时主将参赞大臣海兰察传檄张大经撤兵退出。不巧路遇大量造反的民众聚集在乾海子险要地带，道路险阻又不能骑马，只有徒步尽力奋战。终归寡不敌众，张大经等将士战死沙场，张大经以身殉职，在金川营阵亡。乾隆帝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孙后代沿袭。死于这次战事的诸将领都入祀昭忠祠，得到当时人们的祭祀。
张大经等有战绩者，一并绘画图形，悬挂于北京皇城西苑紫光阁。这次战死的马全列于前50名功臣，其余的如张大经以及牛天畏、阿尔素纳等皆列于绘画的后50名殉难功臣之中。乾隆帝传谕旨：“总兵张大经效命行间，亦殊可悯，著照高天喜之例，酌减议叙”。命祀昭忠祠，寻议，照阵亡旗员二品大臣例，恩荫骑都尉。张大经是在《清史稿》中载有传记的有限的几个武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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