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武市所涵含的文化价值是其在现代社公发展的内在因素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剥离和凸现，这种源自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特点使它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武术在民族文化氛围中产生与发展，融汇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主动地承担着民族文化的传播载体。中国的传统文化，大致有属于统治阶层的士文化（亦称上位层次文化）和被统治阶层的俗文化（亦称下位层次文化）两大系统所构成。两大系统既表现出文化上的重合性，又有各自的特色，表现出非重合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内容——孔孟、老庄及佛道 对传统武术的影响至深，含有武术“六艺”的孔孟文化对武术技术形成和传播产生积极影响，而以“仁”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构成了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崇尚伦理、讲求仁、义、礼、信是传统武术文化的特色；以清静为宗，以虚无为体，以柔弱为用，提倡无为、主静、抱一、守朴、寡欲及炼精、炼气、炼神等老庄思想成为武术（特别是内家拳）的技击原则和理论依据；少林武术更是依附在佛教之下，成为中华武术的圣地，被誉为“天下武功出少林”，讲求“慈悲”的禅宗与以技击为核心的传统武术融合。而这些文化又经过世俗化的整合后渗透到黎民百姓中，和 “救人于厄，振人不瞻”、“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土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等代表俗文化的侠义文化融会。形成传统武术的文化系统。“从整个文化系统讲，传统武术当归属俗文化的范围”。
武德是传统武术文化中对习武者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习武者的行为规范，它协调着习武者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习武者指出一个如何作人的价值尺度。大致由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所组成。
武德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对一般日常道德伦理的继承，其核心内容是孝悌, “父母面前他不孝，师徒情肠焉孝贤”、“对待侪辈，须和顺温良，诚信毋欺，不得恃强凌弱，任兴妄为”；其次敬诚，首先表现为伦理意义上的恭敬谦和，其次表现为训练要求上“敬”，“打拳之道自始至终不外一个敬字。能敬，则专心致志, 自无鸿鹄之射扰乱胸中”。
习武者的意志品质是在习武过程中，不断提高武技水平之时，同时也是锻炼自己意志品质、逐步深化对武德的理解过程。习武者在习武之时，首先要有心不旁鹫的专心，无论是意志品质中的专心（遇一切外魔挫辱淡然恬然，不介于意，任人之笑骂嘲激，而无动于心，神专志一），还是技术练习中的专心（传一法，练未熟，不教第二，第二法不熟，不教第三），都是强调专心；其次要有刻苦磨砺的苦心，武谚日：“未习打，先练桩”，站桩时间“由少至多，倦则少息再站，酸苦到极点，始可休息”，长期下来，可将“浮力换去，新力自生”。这种苦心需要习
武者有足够的毅力，才能战胜自我。第三要有持久不变的恒心，习武是个长期锻炼的结果，“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既得方术，要以恒心赴之，勤敏持之，不可中道停辍”。专心、苦心和恒心互为作用，是习武者意志品质的三个有机构成，其中透射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侠义是习武者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周伟良将“侠义精神”定义为：“所谓侠义精神，是指历史上习武者以武技（功）为手段，以道义为规范，在社会活动中显示自我价值的一种自觉心理状态。”担负社会责任是侠义精神的外在行为，立身正直、善恶分明、重义轻利和守信践诺的秉性修养是侠义精神的内在动力，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体统武术文化中特有的气质，一种完美的人格象征。据此，我们把传统武术说成是高扬道德哲学的东方人体活动方式，一点也不为过。
传统武术始终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载体之一，掌握传统武术精神的侠义之士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侠士的形象、行为规范、人格精神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每朝每代，侠士不但成了忠、孝、节、义的模范，而且成为了民间社会的公道、正义的主持者和大众崇拜的英雄。清代的镖局之镖师就是那一时代“侠义文化”的传承者。
现代社会是一个“侠义文化”缺失的时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信仰丧失、精神空虚等以及违法犯罪问题呈现出来，社会风气日下、价值观念偏离、社会公德全无、大量欺骗、不孝、重利轻义等丑陋的社会现象污染着我们生存的空间。而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关键就在构建一种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为此，国家提出了“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现代社会荣辱观，其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强调和谐文化的重要性，使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内化并深化为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和日常生活理性，化人人心，广为渗透，成为人的素质和习惯。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用于音乐，在礼乐教化中讲究韵律和谐，它内化为人心，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泛化为人伦关系，比如喻夫妻和悦为“琴瑟和谐”，或如司马相如弹给卓文君听的《琴歌》：“交情通体心和谐。”最终引伸到政治领域，如《左传》襄公十一年晋侯所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东汉末年曹操的智囊、政论家仲长统说：“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说：“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现代提倡的和谐社会、服务人民、诚信守诺、团结互助等时代新风尚和侠义文化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说明传统武术所涵含的文化价值并未过时，传统武术中的武德和现代社会所提倡价值观是统一的。这应该是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内在因素。
当然，传统武德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在人们的理解、阐释和实践中不免裹挟着一些沉渣，所以对传统武德的继承不能全盘接受，而是要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现代新的观念引导下继承并发展。
三、恰当的载像是传统武市在现代社会传播的有效途径
从武术产生之日起，武术的技击技术和侠义文化就作为一种手段，借助军事组织、政治团体等各种载体对社会产生一定的作用，至清代时，更是借助武馆（太极拳等）、镖局（形意拳等）、民间秘密社会（洪拳等）等多种载体作用于社会。这些载体有一个共性，是武术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接点，武术作为一种技术、文化形式，需要一种或多种载体使它实现社会价值。
恰当的载体是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只有解决了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需求定位，并建立了一种或几种能实现武术与现代社会需求间联接的恰当载体，才能实现传统武术对现代社会的合理回馈。才能实现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壮大、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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