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全国农民大起义，群雄割据，少林寺处于唐王李渊 和郑王王世充交战的中间地带。武德六年（623年），秦王李世民率精兵 三万东征，连败王世充大将单雄信。此时的少林寺审时度势，决定投靠到 唐朝一边：“僧志操、惠、昙宗等审灵眷之所往，辨讴歌之有属，率众以拒伪师，投表以明大顺，执（王世）充侄仁则以归本朝。太宗嘉其义烈，频 降玺书宣慰，既奉优教，兼承宠锡。”少林寺僧兵能够擒缚王仁则，可见 其练习的武术是可作战的实用本领。经历了唐宋朝武术的发展演变，少林寺的武术也有了变化，也趋向花 枪花棒的表演，失去了实际作战功能。明万历九年（1581年），俞大猷自 北方云中奉命南征，路过少林寺，因为听说少林寺有神传的棍法，技法高 超，便想亲自去观摩学习。“僧负其技之精者，皆出见呈之。予告其住持 小山上人日：此寺以剑技（即棍法）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 也就是说，少林寺的棍法经过唐宋朝的演变也失去了击技本色，有许多不 实用的地方。听了俞大猷的批评，小山上人决定请俞大猷指点，恢复少林寺棍法的击技特色。因为俞大猷军务在身不可久留，于是“择其僧之年少 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从，随往南征，三载之间，谆谆示之，皆 得其真诀”，“虽未造于得心应手之神，其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亦庶几矣”。少林寺的棍法在俞大猷的指点下又回到实用击技的特点。后来，少林寺响应明朝廷的号召，多次派遣武僧到江浙一带援助百 姓，抗击倭寇。少林僧兵最为骁勇，“于烟墩斩倭八十余，解上海之围”。 以天真、天池和月空和尚为首的僧人，在援助吴淞边防战斗中虽“大破倭 寇”，但也付出了牺牲的代价，明末义士顾炎武在《日知录•少林僧兵》中 用赞扬的口气说：“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松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嗟乎！能执干戈以捍 疆场，则不得以髡徒而外之矣。” 少林寺武僧已经不是脱离尘寰、剃发修 行的世外人，他们也拿起了武器捍卫国土，尽一个国民的责任。由此也说 明，少林寺武术的名声大振和他们的爱国精神是有关联的。明代乡兵在保 卫国家的战争中，不断去掉“花枪花棒”成分，恢复了战斗实用功能。据 《明史•兵志》记载，当时各地的乡兵都有武艺特长：其不隶军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县曰毛葫芦，习短兵，长于走山。而嵩及卢氏、灵宝、永宁并多矿兵，曰角脑，又曰打手。山 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15有蚂螂手，善运石，可及百步；闽 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击……又僧兵有少林、伏 牛、五台。史学家对明代乡兵的评价是以他们的作战特长为依据的。在军事战争 需要的情况下，明代的武术大多已去掉娱乐表演部分，恢复击技本色，具 有了作战的攻击和自卫功能。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张三丰创造了内家拳法，“外练筋骨皮，内练一 口气”，内外兼修以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道教徒的修行大多是居住在荒 山野岭僻静之地，很有可能遭受坏人和野兽的侵害。为了防身自卫，内家 拳法也吸收医学的经络学，“凡搏人皆以其穴”，因此也具有防身自卫的实 战作用。明代，武术在实战需要下恢复了击技功能，并向健身、娱乐、自卫的 全面功能发展。在社会需要和重视的环境下，武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 《纪效新书》和《江南经略》记载，当时流行的拳法，有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等几十种套路，有杨氏梨花枪、少林棍法、武当剑法等各种兵器套路上 百种。但是，明代末年武术只是初步发展，武术的大发展期是在清代。1644年，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后来清军入主中原，许多明朝遗 臣为了恢复旧主，多隐身寺庙，或组织秘密会社，等待时机复国。少林寺 的武装僧兵曾为明朝的抗倭战争出过力，受到过褒奖，更为明朝遗臣所关 注。顾炎武一生奔走于全国各地，为恢复明王朝而努力。他曾数次到过少 林寺，在《题少林寺》诗中说：颇闻经律余，多亦谙武艺。疆场有艰虞，遣之捍王事。……增科 及寺庄，不问前朝赐。山僧缺餐粥，住守无一二。百物有盛衰，回旋 倘天意。岂无材杰人，发愤起颓废。寄语惠璟流，勉待秦王至。顾炎武对少林寺的衰退表示叹息，期望少林寺僧人能为明朝的恢复出 一份力量。其后，全国各地兴起的秘密会社大多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 据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中记载，秘密会社之所以反清，是因为少林寺 替大清国征服西鲁有功，但是，康熙帝恩将仇报，放火焚烧了少林寺，最 终只剩下五人逃出，得遇明太子朱洪英，遂拜为盟主，誓灭清朝，扶回大 明江山。很显然，这是利用少林寺爱国的名声来号召民众。清朝秘密会社 组织众多，大都是利用习武练拳来组织群众、训练群众，广大农村的贫苦 农民也多通过信教练拳的方式锻炼身体。武术是在武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击刺娱乐活动。唐宋时代武术融合 了当时的武舞、技巧表演；元代又融入戏曲表演之中，成为武打戏；明清 时期，在社会实战需要下又回到具有击技特色的体育行列。徐州及所属丰县、沛县是著名的武术之乡、田径之乡，体育文化历史 悠久，民间体育氛围十分浓厚。江苏师范大学自成立汉文化研究院以来, 对所在地区的汉文化资源即进行了关注。2014年，“《汉学大系》编纂及海 外传播研究”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关于汉代 武术也就成了亟待研究的课题。先秦两汉时期，徐州是中国思想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的中心地区，是 文化交流、交通往来最便利的地区，也是生活技能开化最早的地区，所 以，这里的文化习俗具有融汇古今的综合性、南北共塑的典型性和百家合 璧的多元性。这个时期在徐州城及其周围地区许多杰出人物表现出来的军 事艺术和政治智慧，给历史留下了永恒的思索。直到今天，世界仍在使用的“汉人、汉族、汉语、汉学”等词汇，其语源就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 汉朝400余年基业这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刘邦生长在徐州城西北约100 里的徐属丰县、沛县一带，汉朝的宏伟基业是刘邦率徐州一班文臣武将所 开创的。追溯求源，徐州地区不仅是汉朝最高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出生地和事业发祥地，也是中华文化血脉长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历史时期淮海地区所形成的区域文化，徐州是汉朝文化的一脉源 头。它的形成是在时空因素下多元组合、交融、衍生出的一种具有强大生 命活力的新文化。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 在先秦、秦汉之所以能逐步形成汉文化，自有其特殊的“风水”，即特殊的 地理环境。《尚书•禹贡•徐州》中的记载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其一，先 秦时期生活在淮海地区勤劳勇敢的人民在大禹的率领下，以不畏艰难的精 神，以人的力量战胜了自然灾害，营造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其二, 这里土地肥沃，植被丰厚，农副产品出产丰富，进贡的祭品、食品、日用 品和服饰原料等都很丰饶。其三，这里的水上交通很发达，可以直通河洛 关中。《尚书•禹贡》还记载扬州的贡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说明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物资也是从这里中转的。后来，秦始皇东巡，北上泰山封 禅，南下会稽祭大禹陵，都是从这里分向转道。徐州城古称彭城。据史念海先生考证，彭城不仅水路交通便捷，陆路 也很发达。从这里通往全国的路线主要有八条：一、西过扬山、睢阳西行，以至洛阳、长安诸地；二、经山阳西北行，以至定陶；三、经薛、滕 北行，以至鲁国、济南诸地；四、经东海东北行，以至琅哪；五、经淮阴 循邛沟南行以至广陵，渡江至会稽；六、经临淮、阴陵、东城南行，自丹 阳渡江，以至江东诸郡；七、西行可至陈国淮阳；八、西南行渡淮，以至 九江、寿春。彭城“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城邑环山绕河， 进可攻、退可守，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文献史料中，涉及徐州、彭 城字眼的战事，竹简、帛书、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者就有260余起，可见彭城在政治、军事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彭城历史上曾经有四次作为诸侯国的 政权中心所在地。它们分别是夏商时期大彭氏国的国都、战国末期宋国的 陪都、西楚政权时期的王都和两汉时期的王都。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很讲 究地理条件，彭城居淮海区域之中，依山傍水，交通四方，可以说被诸侯王选为国都并非偶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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