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应该注意，由于操作主体的不同，中国武林道德其实是“多元”而 不是“单一”的（这明显区别于作为阶级道德和职业道德的西欧骑士德性和日 本武士道精神）。就整体结构来说，我们当然不能忽略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和影 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流确实把“德性文化”推到一个极端，成了我们传 统社会“普照的光”。然而非主流的江湖草莽跟主流的宫廷殿堂，二者的生存 条件和生存状况又是很不一样 ， 的。由此，不能一提到伦理道德便不加分析地把儒家文化搬了出来。武林德性的理论基础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笔者曾多次强调，尽管儒家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主流，身体文化活动：广义武术的社会归属化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但它所倡导那“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却 侵蚀掉了中国人的原生血性，造成了中国人性格的文弱不武。缺少了血性的中 国人也就此丧失了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气。内化了的“三纲五常” 等级差序结构，更是麻痹中国人的精神，使其丧失正常的思维能力，丧失对事 物的正确认知和反映，丧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与勇气。而跟这种趋势相 反的武侠精神却可以对此起某种制衡作用。跟庙堂书斋的读书文人相比较，江 湖草莽的武林人士更为突出个体本位的“快意恩仇”，而不是群体本位的“忠 孝节义”；由此具有更为鲜明的血性和骨气，表现出强烈意志和情感的“非理 性主义”色彩（借用传统的说法，这是一种潇洒放达的“真性情”而不是自我 压抑的“假道学”）。其实践中强调的却是外向交往的“信、义、勇”而不是 内向诉求的“智、仁、勇”；这是游离于社会既定权力和财产结构以外的社会 群体，不但具有某种依托自身体能、技能的“个人本位”内涵，具有深远的原 始血亲复仇的文化基因，而且还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组织起来”诉求。他 们在尚智用巧的基础上突出信守诺言、诚实不欺、重气轻死、仗义出头。
- .中国武林之“德”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平民化和边缘化的价值倾向。
可以比较一下：作为喜欢舞枪弄剑、挟技恃力、好勇斗狠、桀鳌不驯的 社会群体，中国武林人士跟西欧骑士和日本武士的精神气质大都颇为相似；他 们无论在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精神气质、行事风格等方面，看来都有若干相 当接近或类似的东西。但基于不同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历史发展阶 段，特别是基于他们那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阶级利益，大家对武德内涵的 把握，便有着性质上的明显不同。
欧洲骑士是西方社会中世纪统治阶级中的一个受封的独立职业阶层，有着 自己的封地和特权，等级观念和地位意识极强，忠于上级、崇尚强力、奉召服 役、义务服从、维护秩序、高贵优雅、遵约守信，有着“费厄泼赖”的骑士风度、妇 女优先的情人崇拜和诚信基督的宗教背景。骑士文化是西方式上层贵族文化。日 本武士也是曰本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相对独立阶层，是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强 大政治力量，跟欧洲骑士一样享有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把中国的儒家思想接了 过去，但只讲“忠孝”而不讲“仁爱”；把中国的禅宗接了过去，但却把“潇洒” 变成了 “执着”；把中国的 道教接了过去，但又用这带 “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合作色彩”去论证“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由此中国的和平主义变成了日本的 军国主义，中华武德变成了日本武士道。无论骑士还是武士，都是国外特定历 史时期的特定社会阶层。他们的武德直接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
跟西欧骑士和日本武士不同，中国武林人士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他们也 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职业集团（“不入三百六十行”）,并且还遍布于中国社 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恐怕还是处于社会边缘并且动荡不定的“游民”阶层。在 中国，习武纯为个人自由选择，无需任何行政长官或其他社会权力批准，习武 后也没有什么封地和特权，除了秉承自己的侠义理想外，并不一定要为朝廷服 务，更不愿沦为朝廷鹰犬。所谓“穷文富武”，并不表示只有富人才能习武，而 是说明富人习武条件比穷人优越。跟西欧骑士或日本武士比较，中国武人的社 会等级观念相对较弱，行为约束一般较少，日常生活举止大多粗豪放达、意气 自负、不拘小节、执着承诺（有人以为武德的内涵可以归结为儒家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和佛道的“无执无痕、无为无待”，这恐怕至少也是以偏概全）o他 们在（源于原始“异性恐惧”的）“惜精”观念约束下，大多远离女色，痛恨 采花淫虫，个别人甚至还有“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一类的迷信。基于社会环 境和生理需要，他们之中也有三妻四妾，有的可能还会出入烟花柳巷玩玩女人，甚 至酒色财气样样俱全，但却绝对不搞西方式的什么情人崇拜（这背后的社会原 因，可能是中国的游民群体从既定财产和权力关系中分离出来以后，由于生活 艰难而必须把生理欲望压抑到最低水平，而西方的贵族阶层在优裕生活条件下 积聚起来的情感欲望，则需要找到一个可以宣泄的地方）。
中国武林中不少人也常出入于佛、道，更多地则依附在民间信仰中进行活 动，但其实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武功信仰依归，也没有西欧骑士那种宗教狂热，而 是有着较多的人间世俗情怀，只专注于现实的奋斗目标和当下的环境应对。他 们有的也可入仕为官，或者聚众造反起义，个别的甚至还可当上皇帝，但这跟 习武并无必然的联系，不习武的人同样也可以做官、造反和当皇帝，而且机会 并不会比习武人士更少。作为社会边缘的下层，武林人士始终无法以武人身份 参与政治决策。基于武功特点，他们被卷入政治时又往往只是被人用作打手。他 们中的不少人也具相当的文化 修养，但更多的则是终身不 亲文事。他们虽然无法完全跳 出儒家主流文化影响，但天 性更为接近墨、道和禅。人们 总是在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所处关系中，而不是在官府提倡或先贤教诲里吸取道德观念的，由此很难设想，处 于社会边缘的受压迫、被剥削、遭侮辱的武林人士，面对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官 吏贪渎、是非混淆状态，竟然也可以像庙堂之上的儒生那样悠然自得地空谈什 么“忠恕仁爱”。他们没有西欧骑士和日本武士那么多名誉、地位、身份、影 响的考虑，没有统治者得势时的那些张扬跋扈，而是多了点被统治者的收敛约 束，更为重视“生得安乐”而更少担忧“死得如何”。江湖规矩不是朝廷法度，中 国的武林德性相当庞杂和多样；就多数而言，它更多的是血性汉子自我实现中 的价值考虑和精神自处，因而明显区别于西欧骑士和日本武士那些统治阶级秩 序规定。
武术中“以弱对强”的前提设定、“为客不为主”的处世态度、迂回曲折 的技术路线、“以柔克刚”的效应追求，反映了其行为的基本路线是“因应环 境”而不是“宰制万物”。人们其实并不难发现，作为社会边缘群体之武林人 士活动内在规定的武德，讲究扶危济困（反对恃强凌弱的伪自由）、单打独斗 （反对以众暴寡的伪民主）、特立独行（反对抹煞个性的伪平等）、匡扶正义（反 对放纵邪恶的伪博爱）,由此表现出一种跟“以文乱法”完全不同的“以武犯 禁”（亦即以“私力冒犯公权”，这跟官员们以“公权谋取私利”同样是传统 社会的一个问题之两个方面）；这种走向不但是“权力垄断”的“计划经济” 道德之对立面，而且更是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道德之对立面。“反抗压迫、制 止侵犯、维系生命、追求自由”是多数武林人士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其特点 在于“为客不为主”的应对而不是“为主不为客”的占取；其价值取向则是“反 霸”而不是“争霸”。在这里，“以暴抗暴”、“以暴止暴”并不等于“以暴易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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