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阶层的瓦解。并不意味武士及其千百年培育出的文化彻底被日本民族扬弃。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年至18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图1］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是士族出身者、1.25%是旧大名出身者［图2］。不难看出新政府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阶层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 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由此不难想见，武士及其思想不仅不会被彻底清除，相反武士精神——武士道这把千年磨砺的锋锐利刃定然会被重新被明治政权运用，武士道定然会被转化为近代军人的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的道德伦理，并伴随日本对“现代文明”的汲取而被千百倍地增强放大。



“富国强兵”是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之首（另二大政策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旧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为建立近代军队，在军事制度方面，政府于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

（1878年因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而改为采取德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明治政府于1873年1月，颁布近代《征兵令》，建立了 近代的常备军并不断扩充。

与此同时，还于1874年建立了近代的警察制度。日本建立的近代常备军，不称国防军而称“皇军”，强调其效忠于天皇［图3］［图4］。1878年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图5］



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二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凡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1890年更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从而确立了“全民皆士”的军国主义路线［图6］。

武士领导者完成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使武士道恶性膨胀［图7］,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一“军人道”，最后使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 这样，就为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赋予了“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图8］„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图9整整几代儿童从出生就作为“皇国赤子"、"军国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少年”而成长为‘‘国家栋梁”民的道德规范，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在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I,而不知有其他。”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图9］。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J不难看出，“富国强兵”之道参照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发展方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贯以皇室为中心，统辖二者。” 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在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手中，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掌握这种思维方式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此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了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黜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图10］,侵略中国［图11］、挑起太平洋战争［图12］,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 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走愈远，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做是“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图13（图14］,当肉弹进行自杀性进攻［图15］［图16］。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更为巨大和深重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图17］。



有史作证：武士的遗产在现代文明下的最大恶劣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置生死于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恶劣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带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罄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武士和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 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神权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武士道并不是一种清洁的精神，它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在孤立的岛屿中产生的一种复杂、混乱和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

它有能力保留品格或附庸风雅，但当它发展开来后，它表现出来的是其极其残忍的一面，甚至导致世界性灾难，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更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所谓“武士道”最初并没有确切的称谓，被粗陋地称为“武者之习"、“兵之道“或“弓矢之道”［图1］,从在江户时期吸收了朱子学之后发展为精致的士道，才被定名为“武士道”。唯其不言不文，通过实际行动，才能看到更加强有力的功效。 它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物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17世纪初，的确制定过武家诸法度，但是武家［诸］法令十三条，大都是关于婚姻、城堡、党徒等的规定，只不过稍稍涉及训导的规则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指出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来说“这里是其源泉”，不过，由于它是在封建时代自然源流的，所以在时间方面，可以认为它的起源是与封建制一致。不过，封建制本身是由许多线条交织而成的，所以武士道也承袭了错综复杂的性质。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图2］,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以致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势力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图4］。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贯彻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图5］。



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兴盛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绝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五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直到1221年，幕府通过平息承久之乱，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朝武士一元统治发展，其历史潮流势不可挡，由于对土地的支配使得武士成为统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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