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央国术馆制订的规 则却跟随了外国人的规则，他们购买了拳套，专为对比用，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要借别人的规则，用中国的武术去与外国的搏击术比，规则不同，练法不一样，始终跟在别人后面，那怎么能说是中国的国术呢？即便是打败了人 家，那也是搏击比赛，不是中国武术的胜利，我们没有发明一种让别人接受 的规则，甚至没有形成国术自己独特的比赛规则。体育与武术的矛盾就在于体育是游戏竞技，而中国武术注重的是实用。 游戏求得是好玩、好看、公平，讲实用且为了抵抗侵略的武术却要求狠。建 立在实用基础上的武术在搬到竞技场上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问题。张之江认 为武术是竞技运动，不是从武术以及竞技自身的特点出发，而仅仅认为通过 国术考试和直接比赛可以对抗外国的侵略，可以与外国争短长而已。国民政府也慢慢地意识到大举宣传武术的军事作用似乎是不合理的。所以当张之江向国民政府申请在军队中重视武术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

① 陈公哲.精武会五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 102. 指出：“考国术乃古代个人相扑之术，对火战极盛及化学战发达之今日，实 已大受限制，而无所用其巧，然锻炼体魄，惹起兴味，亦有足多之处，故职 意以为若过于重视国术，则不从今后之作战无此要求，且妨碍平日之教练， 是本末倒置，而失却真正之时代性矣，只可将国技之使器械者，择要加于劈 刺术内实施之，国技之徒手者，择要于柔软体操时兼施之，并需编成教范， 插以简明图说，规定口令，有条不紊，方成教育，至此项教范，应由国术馆 负责编拟，其内容是否适于军队之用，则可由本校负责审查，期推行尽利， 而无违反时代性之虞等情……合行令仰该馆，负责拟编该项教程。”①在这 个训令中，明确指出以武术作为军事救国的方法在当前的火战甚至是化学战 争中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国术的器械如大刀、枪术等可以加入劈刺术中，拳术可以加入柔软体操内实施，并委托中央国术馆将国术编成教范，插以图 说，规定口令，有条不紊才能推行。另外，肯定了武术在锻炼体魄、培养兴 趣方面的作用。

对于中央国术馆的重实用的武术竞技观，许禹生认为：“此考试时不应 徒重应用，提倡者勿忽略国术在教育上体育上之真价值以屈真材。”②对于 社会上一时兴起的大刀队热，许禹生认为，大刀队当然应该以应用为主，作 为冲锋陷阵的辅助，但是国术可以杀敌，也是偶然的用处而已，如果“徒云国术可以御敌，无异于庚子义和团之语”③。就此许禹生指出：“今提倡者不 知国术之真价值，仅以十九路军大刀队在沪能杀日本人，归功于国术。夫国术能杀敌，固为国家之光荣……但此仅为国术之副作用而已，国术之真价值在造成素质精良之军国民。”④叶良也呼吁：“吾们不要被一般人所高喊的 '大刀救国’的愚昧与’国术便能救国’的偏误言论所蒙蔽愚弄。”⑤许禹生的文章强调武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体育及教育价值，在于培养素质精良的 国民，在于锻炼身心，养成良好的人格。其军事实用功能仅仅是武术的附属

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C〕//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24卷.北京：中 国书店出版社,2008： 351.

②③④ 许禹生.论提倡国术不可徒重应用说［C］ 〃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15 卷.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 269.

⑤叶良.国术运动的我见［C］ 〃释永信.民国国术期刊文献集成：第21卷.北京：中国 书店出版社，2008： 177.

价值而已。

中央国术馆及其国术馆系统过度重视武术的军事实用功能，而没有挖掘 武术的体育教育价值，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武术的军事实用价值被证明是微 乎其微的时候，它的存在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国民政府的训令也宣布了武术 的军事实用价值的微弱，武术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寻找更好的出路，确定武术的真正价值。中央国术馆是民国时期领导武术发展的行政机构，特殊的社会背景、大批军政要人的参加，使得中央国术馆在课程设置以及武术竞技的发展中，难以走出武术救国、武术实用的禁锢，也忽略了对武术教育以及体育价值的挖掘。张之江对竞技认识的肤浅，将竞技与实用挂钩，强调速效实用，导致武术的竞技改造在学习西方搏击的过程中没有向武术的深处挖掘，寻找武术的特异性，制订适合武术的规则。

二、商人对武术转型的影响

20世纪初，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尚武潮流，大批社会精英参与了武术的宣传与实践，武术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这批精英就包括了刚刚崛起的中国商人。精武体育会就是一个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团体, 在这个团体中，商人对武术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商人的崛起与精武体育会的建立

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负担，也给工商业的 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借助《南京条约》的一些规定进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外国资本的进入不仅为后来的民族企业提供了技术以及管理上的范本，而且中国很多民族企业的最早资本就来源于买办资本。外国资本家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往往在其创办的企业中雇佣中国人帮助他们收买原料、雇佣工人、管理工厂、销售洋货等，这批人就是买办。他们从外国资本家那里拿到雇佣的薪水，然后用这些薪水作为 他们创办自己企业的第一桶金。同时，伴随着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中国社会 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绅商。所谓绅商，实际上就是官僚与商人相互融合的一个界限并不明显的新的阶层。官僚拥有权力，商人拥有财富。两个阶层的结合刺激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1860年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日益表现出其优势。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企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近代工业的思想，为中国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中国的对外贸易极速增长，建立了最初的现代企业。20世纪初，清政府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 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军事化等因素，使得官僚阶级的势力削弱，商人们在城市绅商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加入资产阶级队伍的官吏或其子孙的行为，越来越像公司的首脑和私人资本家。比如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1920 年前后，成为庞大的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

1842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 5个通商口岸，最初的通商口岸从广州到 上海形成一个半圆。通商口岸是传播西方思想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场所。“通商口岸文化，大致由商人和传教士所创造。”①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沿海的逐步打开，中国涌现出一批新型的城市，这些新型城市以上海一广州一香港为轴线，在中国沿海形成一条狭窄的走廊，成为新的商业发展中心。正是在这个中心，涌现出大批影响中国的人才。这些新的商业发展中心与传统的城市相比，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上海在这些商业中心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并成长为20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精武体育会就是在这些新型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初，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很多商人联系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安全。1909年精武体操学校成立以前，上海已经成立了一系列的商团。例如1906年，鉴于国民体质孱弱，为了强国强种，商人组织发起体育会，锻炼体魄，先后成立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馀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这五个团体都在沪南、沪西，沪北区租界中则有华商体操会。后来五团体联合而成临时商团，负责社会治安，随后成立商团公会奠。

①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社，2002： 63.定了上海商团的基础。1910年，面对英国占领云南，日本吞并朝鲜，各界 各业为了安危起见，纷纷自组商团，名曰商团，实际上兼工商士各界。

浏览36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