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科举考试制度不仅为封建王朝的国防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也催生和 促进了军战武术的发展。以往江湖上的侠客豪士、武林门派和地方帮会的打斗， 讲究的是单打独斗的技术;偶尔门派与门派、帮派与帮派之间的小团体搏杀,还 是以其中武功高超的首领单骑挑战为主。而军战武术与江湖武艺有着很大的差 异,它讲究的是排兵布阵、骑兵野战。对于成千上万人大部队之间的军事战争， 武将个人的高超武艺不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主要看集团作战的能力。

春秋时期，车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一乘战车是一个战斗单位，车上有甲 士,车下有步卒。远用弓箭，近用矛戈。作战的时候，双方把战车排列成阵势，然 后进行厮杀。这种车阵一旦被冲乱或冲散，就很难重新排列起来继续作战，战争 的胜负往往由此决定。

战国时期，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发明了用扳机发射的机弩，可以在百步 外射中密集的车阵,使战车无法发挥威力，因此车战便逐渐变为以骑兵和步卒为 主的野战。这个时期更加重视阵法、险阻、给养、士气和兵法等因素。《孙膑兵 法》中列出十种战阵: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阵、雁形阵、勾行阵、玄襄阵、 火阵、水阵，各有各的用法,如方阵用来截击敌军，圆阵用来坚守阵地，锥形阵用来突破和切断敌阵。



军战武术一关羽擒将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两汉时期，西北一些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使骑兵野战的威力彰显。他们往往 以强攻劲骑作为开路先锋，纵横驰骋，势不可当，这也促使中原汉族地区的军队 发生变化,重装骑兵开始成为军队的主力并往往主宰着战争胜负。军事武艺则 以骑射为主。此时涌现一批善骑劲射的名将，如飞将军李广、李陵、甘延寿、赵充 国等。至隋唐，弓箭已是每个士兵必备的武器，并且经常进行骑射比赛。“凡伏 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三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单弓 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君皆近营为棚，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 第者有赏。”不仅制度如此，在射箭技术与理论方面也取得成就。《新唐书•艺 文志》就录有王琳《射经》、张守忠《射记》、任权《弓箭论》各一卷。

历经唐、宋、金、明、清五朝千余年，武科举考试内容虽各朝多有变化增减，但 有关武艺的考量，大抵不离“弓刀石马步箭"。所谓“弓刀石马步箭”，指步射、马 射、开弓、舞刀、掇石，是清代武科举考外场内容的简称。这五项内容综合考察考 生的射箭本领（包括射远和射准）和膂力，包括武技和身体素质的考核。这个考 试项目的确定，有着上述悠久的历史渊源，符合冷兵器时代战争形式的需要。

例如，“翘关” “扛鼎”是古代军中练力和较力的方式。“翘关”是力举关城门 的大木闩。春秋时诸侯国都城门一般都有四五丈宽，木门闩得有几百斤重。据 汉朝人高诱的解释，翘关的方法是“以一手捉城门关而举之”。这是单手举重。 “扛鼎”是力举青铜巨鼎。“扛,横关对举也。”“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 鼎是烹煮食物的饮食用具,也有四足的。可用双手力举。一个青铜鼎少说也有 几百斤。当时，只有力能扛鼎之人，才有资格成为虎贲之士，而武士军将也多凭 力大而勇冠三军，扬名天下。如楚霸王项羽，就是力能扛鼎的勇士。对士卒的武 艺尚且如此要求,对军将的要求自然更高。当然，兵法及谋略是选将的另一个条 件。“翘关”“扛鼎”就是后来武科举考舞刀、掇石之来源。

汉唐在重视骑射的同时，也强调兵器格斗的训练。主将熟悉兵法之外，还必 须弓马娴熟武艺高强。汉末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东晋陈安“左手奋七 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唐初秦琼“每敌有骁 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往取之，跃马挺枪刺于万众中，莫不如 志，以是颇自负”；尉迟敬德“善解避稍，每单骑入贼阵，贼不肖攒刺，终不能伤。又 能夺贼稍,还以刺之”；精通骑射的名将薛仁贵则有“三箭定天山”的功绩。类似 的例子举不胜举。

宋朝时,两军对垒，更加讲究排兵布阵,武将个人武艺高超并不起决定因素， 而是要精通野战。宋将岳飞在宗泽手下为将时，好野战，屡立奇功，宗泽大感惊 奇，说:“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也非万全之计。”因授以阵图。 说明岳飞好野战并不被宗泽看好,很想传他作战阵图。岳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 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也就是说，“布阵后作战，是兵 法的常规，要把它运用的巧妙，在于自己内心的体会。”岳飞是摆阵与野战并重， 尤其重视设伏、奇袭、使诈、攻心，乃至离间、卧底等。金人攻常州时，“飞设伏牛 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这是设伏。绍兴 元年，岳飞与张浚同讨李成时“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这是 奇袭。岳飞还重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战李成时，岳飞“举鞭指王贵曰：尔以长 枪步卒击其骑兵。指牛皋曰：尔以骑兵击其步卒。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 入江，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这就是野战。金兵组建一万五千“拐子马”攻宋, 岳飞令步兵手持麻扎刀冲入敌阵,不要抬头仰视，只管砍马蹄，“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这彰显出岳家军野战的威力。

明朝时的战争已应用了火箭、火铳、火炮等火器，以及长弓、劲弩等远程兵 器，但集团作战的形式仍没有改变。

明代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 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 是一齐拥进

可见，在明朝中末期,军事战争仍然是集团“一齐拥进”的作战形式。

集团作战时千百人乃至数万人一起行动,为了便于指挥，便于极大限度地发 挥士兵的作用，搏杀技术要简单、实用，诸如砸打、刺戳、劈砍等单纯几招，练熟即 可。在两军对垒的大规模作战中，战争的胜利是集团的胜利，士兵个人的武艺高 低对胜负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军队中反对突出个人武技的江湖武术，更是极力 反对“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花架子。因为两军对阵，“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 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 一人回头、大众生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 能从容得或近或退？ ”何良臣在《阵记》中也说过:作战方式是“长短器械错杂阵 头，一齐拥进,起手就戳便斫，虽转身回头尚不可得，岂容活泼动跳，做作进退，身 势手法耶? ”由此可见，在集团对垒的大军战斗中，跳跃往还的武术反而会碍事！

在军战中,士卒在武技方面是要掌握简单速效的技术，如长枪,要柄颤手熟， 分枪即进；大棍，要一打一戳，棍沉力猛;倭刀，要举落疾速;藤牌,要遮身严密活 利。还有锐钮、狼第等要势大力猛。当然还要练习射箭，有的还要掌握火器如鸟 铳的发射。

在军战中，士卒更多的练习是练体能。要练负重、练长跑、练臂力、练跨越障 碍等。尤其要练胆气。胆气在一个军队中是精神，是灵魂，就像电视连续剧《亮 佥4》中李云龙所说的，是在两军交战中一个人、一支部队无所畏惧，敢于亮剑的 精神。

封建时代，各朝武科举考试，本意在选拔谙晓韬略，明习战阵，长于骑射,臂 力过人，有克敌制胜之能和守土安边之策的军事人才。但这些考试内容往往过 分重视武艺的考核，轻视兵法即集团作战和指挥能力的实际运用,实在与选才的目标相距甚远。明末曾有举子发出“今日选将才乎，选家丁乎”的质疑，指出将 才“须存将体，须识将略”，“至于骑射，虽武人应所有事，到临阵之时，也全不恃 此”。至于真能举石300斤，舞刀120斤，“有力诚有力，一旦遇敌，安所用之？” 一般战将都不靠这个，何况大将呢？在这位举子的眼里，武考内容是在选家丁、 保镖、护卫,而不是选带兵打仗的将才。

因此，脱离战争实际状况的武科举制度，到了近代社会,流弊越来越多，最后 只能“寿终正寝”了。

另一方面，武举制度的废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封建社会中,原先掌握江 湖武术的义士和侠客们，他们对社会和民众的问题还抱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合理 现状,还能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甚至拔刀相助，他们有一种习武之人的强烈责任 感:要伸张正义，铲除一切不公正现象。因此，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

开设了武科举制度后，许多人练武的目的是通过武科举考试去博取功名，他 们被封建王朝的政权选拔为王朝统治服务的奴才、鹰犬或打手，丧失了社会的责 任感和灵魂的自由性。他们唯帝王之命是从，成为一个只是会使用武力的木偶 或机器人。史载，唐太宗李世民对科举制这种选才方式，十分推崇，他曾得意地 说:“天下英雄尽入我鼓中！ ”意即原先对封建王朝有不满,有反抗之心的江湖英 雄，现在为了博取功名，都掉进了科举制度这个陷阱之中。

武举考试也是如此,成了练武人士的考试指挥棒，成千上万的江湖人士为了 选官和功名，都围着这根棒子转。原先练武的价值观和责任感等取向也悄然发 生变化，即原先那种江湖人士的正义感和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也彻底沦亡了。 武举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得和失，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探究的。

浏览59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