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武经七书“武”泛指干戈军旅之事；“经”本意是指织物的纵线，即常 说的“经纬”之“经”，“经”有常规不变之义，引申为“经典”； “武经”二字即是干戈军旅的精华理论著述。“七书”指孙子、吴 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子书，故名“武经七书”，亦称“武学七书”、“七书”、“武经”等“经”不限于“武经”，汉朝人尊奉易、诗、书、礼、春秋等 均为经，此为儒家的《五经》，道家也有《道德经》，佛家亦有 《佛经》，兵家就是《兵经》，“武经七书”是《兵经》的典型 代表“武经七书”是我国军事理论著作的精华典籍，因此，读兵 书不可不读“武经七书”，从中可以窥觅中国古典兵书的基本内 容和概貌，是研究兵法者首选的重点读本《武经七书》是宋仁宗年间颁行的武学必读教材；仁宗期间， 朝廷将帅军事理论欠缺，他想集古代兵法之大成，为武将准备一 本百科性的武学读本，以防政军之变故；故于康定元年（1040 年)，派曾公亮携相关文僚广采古代兵法和本朝军事方略，历时整 整5年之久终于编撰而成；曾公亮等编写后，仁宗亲自作序、定名 为《武经总要》。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又将《武经》中 的孙子、吴子.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集中专集 刊行，命名为《武经七书》，指定为考核武将的主要内容。《武经七书》的排列顺序自宋以后多有差异：宋：朱服列为： 孙、吴、司、李、尉、三略、六韬；（影宋抄本《武经七书》）南宗 孝宗时期列为：孙、吴、司、六、尉、三、李（见清陆心源《仪顾 堂题跋》卷六）明代又恢复原状，一般地把孙、吴列前较统一此后，效法者众多，如《武经龟鉴》、《武经子学》、《武经发 挥》、《武经集要》等。
(二）《武经七书》作者与内容
- 《孙子兵法》孙武其人：春秋末年的军事家，亦称孙子，字长卿，齐 国人，生卒年无详细记载，约与孔子同时（《中国军事大辞典 人物篇》）；祖籍陈国（现河南淮阴县），齐景公田氏家族后裔; 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吴问》残篇记载，孙武流亡至吴、齐后，经伍子胥推荐，在讨论“孰先亡，孰固成”问题上得到吴王赏识， 孙武以兵书十三篇进呈吴王，吴王以训练宫女100余人试其才 干，果有成效，后被吴王委以为将，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于 公元前512 — 504年间，统率吴兵“西破强楚，人郢，北威齐者， 显名诸侯”。后又助太子夫差破齐、晋，使吴国称雄一时，后功 成隐退孙武其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亦称《孙武兵 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最著名的兵书，也是 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是“武经七卷”之一，且名列榜首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土的《孙子兵书》竹简和青海大 通县上孙家寨115号的西汉墓发掘的《孙子兵法》佚文，均是13 篇，说明孙子的本文是13篇。据史书记载和考证，该书可能是 孙武一派的兵家著作，出于多人之手，孙武集大成为可能汉武帝时，任宏论次兵书，撰《孙子兵法》为82篇，图九 卷，这其中的多余篇数和图卷，可断定是后人附益的；东汉末 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曹操对恢复《孙子》的本来面貌是 有贡献的。（唐人杜牧持此观点，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孙子》13篇，共约5 900字。该书总结了战国时期兵家战争 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提示了战争的基本规律，对战争和军事战 略、战术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其内容之丰富、哲理之深邃、文字 之苍古、思想之先进、成果之博大，不愧为是绝世之作，是军事 论著中一部伟大的、不朽的兵学和哲学著作，被世界公认为“兵 书之祖”。其13篇篇名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 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 篇、用间篇《孙子》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大约有400多种版本，现 存最早的版本就是银雀山汉墓的竹简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 版校注，1973年出版释文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 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现在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魏武帝注孙子》本。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台湾《书目季刊》 第十五卷第二期有此本影印本；宋以后的版本大体都是以上三种 版本演化而来现代译注本较著名的有郭化若《孙子译注》，杨炳安《孙子 会笑》、《孙子兵法新注》，吴如蒿《孙子兵法浅谈》。《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一书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许多精辟、系统论 述都达到了这个时代的顶峰，对当今的政治、军事、经济及其多 种领域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其一，唯物的战争制胜观关于政治与战争的问题。强调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政 治是战争的基石；《孙子兵法》认为战争制胜的因素有五：“道 (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德才）、法（部队的 组织与管理）。” “道”即政治，是最重要的，所以立于五要素之首。
关于全胜的战略思想。《孙子兵法》在攻谋篇中论述了“全 胜”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全”字，“全胜” 的内容就包括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两大部分；在政治战略上主张 “全国为上”，即使用“伐谋”和“伐交”的方法使敌人完全的降 服为上策，“伐谋”和“伐攻”是政治斗争的两种方法，“伐谋” 就是打破敌人的战略企图，“伐交”就是从外交上战胜敌人。把 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军事斗争作整体考虑，“必于全争于天 下”，体现了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关于人心背向问题。孙子曰“令民与上同意”，认为“恩信” 于民是战争制胜之本，吴王问及晋国六将军“孰先亡”，“孰固 成”，孙子明确指出：亩大税轻“厚爱于民”可以成“固成”之则“先亡”关于“知”和“战”的问题。《孙子兵法》一书以“知己知 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贯穿始终，书中把“知”和“战”的关系 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 “先为不可胜”的战备思想，强调战争的 准备工作至关重要，反对天命，不相信鬼神。毛泽东对这一思想 给予了很髙的评价，指出：“……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 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 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能看轻这句 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孙子这一思想对于指导战 争具有普遍时代意义，对我国军事思想是一重大贡献。
其二，辩证的军事转化观。概括起来是：“在利思害，在害 思利”的辩证思想；“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 者，谓之神”的发展变化思想。“强生弱，弱生于强”的矛盾转 化的辩证观念等其三，慎战的战略意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既是军队生死搏斗的 手段，也是国家存亡攸关的途径，且不可轻率用兵，指出：“故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知其用兵之利也。”为了取得战争的胜 利，造成优势主动的战场地位，孙武第一次在我国军事学术史上 鲜明地提出了 “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战略原则，在这 一原则的指导下，列举了“诡道十二法”，时值数千年，仍具有 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其“慎战”理念归纳为五要素（即道、天、地、将、法）， 对五要素的概略比较，基本可以预见战争的胜负端悅其四，主动灵活的战术原则。《作战篇》中指出：“兵闻拙 速，未睹巧之久也。”意思是说：指挥虽拙而求速胜，决不为求 稳妥而旷日持久。提出在条件基本到位的情况下，可速战速决、 出奇制胜；孙子认为防御始终是与进攻联系在一起的；其作战思 想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求胜”，为了进行有把握 的决胜战斗，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守 也；可胜攻也”，强调用兵时的有机转换《虚实篇》中提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原则和方法，所谓 原则，即避实就虚，攻其必救的原则，其方法是“示形”，隐蔽 兵力集中和主动进攻的意图、方向和时机，孙子说：“善战者， 致人而不至于人”，“出其所必趋”，“攻其所不守”，“冲其虚”， “攻其所必救”等，都无处不体现作战灵活性关于战争的机动性，孙子特别强调“因敌制胜”的思想。他 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要 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和打 法。他要求将帅都必须懂得“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 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可与不可之间，要独断决 策，战争事态是瞬息万变的，移步移趋，换形走势，均要因敌变 化而为之。只有“善出奇兵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者”， 方能取得战机的主动权孙子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其理论精髓至今还闪耀着我国劳 动人民智慧的光芒，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去领略孙子的战争理念 给我们的各种启迪，越是细品、越有收获；当然孙子思想产生于 2000多年的春秋时代，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贬低士 兵、过分夸大将帅作用等，正确的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要。
- 《吴起兵法》吴起其人：战国前期的军事家，卫国（战国时沦为魏国 的附属）曹氏（今山东曹县北）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周考 王元年），卒于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初拜曾参为师，研 读兵法，任鲁将期间曾大败齐军，后投奔李悝（魏国人）门下， 由李推荐被魏文侯任命为大将，曾统兵破秦，被文侯任命为西河 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 阳）守，不久补任为令尹（掌管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强大；楚悼王死后，被旧贵族叛军乱箭射死；据相 关历史资料记载：吴起除著有（《吴起兵法》）外，还撰有《吴越 玉帐阴符》（三卷）、《吴起教战法》等兵书，可惜均已亡佚吴起其书——《吴起兵法》。吴子一书在战国时已很流 行，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共48篇，《隋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志》作1卷，宋晁公武《郡斋 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 考•经籍考》均著录为3卷；现存吴子仅有6篇，即图国、料敌、 强兵、论将、应变、励士等《吴子兵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印的 《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其他较重要的版 本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 丛刊》本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 《武经直解》本，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 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吴子兵法》军事思想。吴子既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更是一位政治家，史学家认为，作为军事家可与孙武齐名，作为 政治家可与商缺并举，他的军事思想渗透着治国的政治见解，无 处不体现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对当今处理国际、国内军事战略之 策略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一，倡导文治和武备相兼的战略思想。吴子主张治国要讲 政治，又要讲军事，两者都不能偏废。文治的核心就是要“国 和”（即国内君臣与民众、国家和军队的意志高度统一），“军和” (即军队内部的团结），阵和（临阵的整齐划一），“战和”（战斗 行动的协调），这“四和”是治军治国之本；要“四和”就得要 “四德”，以“四德”（即道、义、礼、仁）引导和鞭策国民，“绥 • 142 • 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达到全国上下的精 诚团结和高度的协调统一是强国之上策“武备”除了要有精良的兵器装备外，还要有训练有素的精 锐的“简募良才，聚众练锐”的部队，更应教育这支部队“教之 以礼，励之以义”，成为“安集吏民”的典型，只有这样才能 “战必胜，攻必取'“武备”也包含有攻守二义。攻“可以屠城”，守“可以决 围”，强调有备无患，侧重防御的战术原则' 其二，审敌虚实、随机应变的作战原则。吴起在继承了孙武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了解和分 析敌情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论述了六种情况（仓促间遭遇强敌、敌我寡众、敌拒险坚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敌突然进攻） 下的应急方法和胜敌的策略，指出了六种情况的国家，不可轻易 用兵作战；同时吴起还详细列举了 “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 “急击无疑”的十三种情况，把军事理论原则与大量实战情况相 结合，分析归纳成实施细则，纵使在当今军事实战中，仍有重要 的借鉴价值其三，“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吴子在6篇论 述章节中治军就有3篇（《即《治兵》、《论将》、《励士》）阐述到 治军的思想和观点，在“治”和“戒”中明确地指出：军队能否 打仗，不全取决于数量的优势，而主要靠其质量。
其高质量的标准是：一要有能干的将领；二要有经过严格训 练的、纪律严明的、胆识武功兼备的兵士；三是要有统一的号 令，•四要有严明的纪律；五要有公正的赏罚；尤其重视将帅的品 德和才干、本人自我约束的纪律，强调赏罚是励士的重要手段， 不可忽视“以治为胜”主要包括：法令严明、赏罚有信、纪律严格、训练有素四方面；“教戒 为先”主要指训练要到位，技术战术要过硬；包括军事基础训练：单兵技术、战斗队列、阵法训练和战备行动训练；强调“进 军之道”、“行军之道”、“驻止之道”和“驯养马匹之道”四方 面。“教戒为先”重点谈及将帅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素质：勇敢 果断的断事决心、沉着冷静指挥能力、老谋深算的军事预测和身 先士卒战斗技能、爱兵惜才的用人度量等。此乃是保证军事战斗 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吴起明确指出：“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 下”，必须文武兼备“乃可为将”，刚柔兼具，乃可为帅也六篇中要义是：《图国》讲的是战争观问题；《料敌》是论述 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应变》是讲处惊应变的方法；《治 兵》、《论将》、《励士》是论述的治为本。戒为先的治军之道，现 存的吴子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
- 《司马法》田穰苴其人：有两种说法，一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大 夫，军事家；二是战国时期的齐将。司马穰苴姓田，名穣苴，是齐国大夫田完的后代，亦是中国 最早的著名军事家之一，因官至齐景公大司马，故后人称司马 穣苴田穣苴，出身低微，然精通天文地理、熟读兵书，精于用 兵，齐景公时期被晏婴推荐为将，率师抵抗晋燕的侵伐，相传， 与监军庄贾相约在次日中午会合，庄贾迟到，穰苴依军法当众斩 杀了监军庄贾，并也斩杀了为庄贾说情的使者，声明大义曰：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严明军纪，使士气大振。穰苴与士卒 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终于大败晋、燕，收复了失地，返师回 朝，被齐景公任命为司马，后因齐贵族鲍、髙、国氏的谗言，退 位，不久病死据史料记载，战国时齐威王命众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 时，把穣苴的用兵之法也附于其中，定名为《司马穰苴兵法》， 可见《司马法》并非司马穣苴的专著，而是齐国诸臣论述古兵法 的汇编本。田穰苴其书——《司马法》：《司马法》最早著录于《汉 书艺文志》，名《军礼司马法》，共载155篇，《隋书•经籍 志》、《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均载有三卷五篇；即仁 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每篇均摘取第一句话作为篇 目。书中论述了统军和作战的经验，指挥的将帅应具备的条件， 也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和作战观点进行了综合论述，是一 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军事论著，宋元丰（1078 —1085年）期间，被 神宗将该书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 经七书》本，也是较系统和流传最广的刊本，除此以外还有《武 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备 要》本。
清代丛书《指海》中收录有：钱熙祚辑《司马法佚文》、《二酉堂丛书》中收录有张澍辑 《司马法佚文》；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 逸文：h王仁俊有《司马法逸文》收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 编》和《经籍佚文》中。今人有田旭东《司马法浅说》，《司马法》的军事思想。其一，文德治军的仁本思想， 是国家安康强大的根本。《司马法》“仁本”篇中明确指出：“以 战为战”，“杀人安人”的义战主张，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兴 兵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乱，“除暴安民”，推行“仁政”，就 是倡导仁义，战争要“不违时”、“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 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也就是说任何“战道”，不要造成双方 民众太大的磨难；在政治和战争的关系问题上，强调政治先人为 主及首要地位的观念，认为治理国家首要因素就是政治，而仁、 礼、义、勇、信、智六德是服务于统治法规的、带有强制性约束 力的具体形式，不到万不得已，即《司马法》中五种不能奏效时，不以“兵革”相见仁本思想在确定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十分强调“好战必亡” 和“忘战必危”的备战思想，“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 安，忘战必危”，这种辩证观点对当今治国之道也具有重要的指 导价值文德和善政观念还强调在国尚礼和在军尚法上，《天子之义》 篇中指出“国容不人军，军容不人国”，意为：治国的一套方法 不能用于管理军队，治军的一套不能用于治国，两者有区别有联 系，然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军人不尚武，民众不礼让；其他在 赏罚分明和仁慈待士等方面均体现着治国、治军的仁本主义 精神。
其二，认为“严束军纪，令行禁止”是治军的法宝，“仁慈 待士，身先士卒”是将士服心的基础。在《司马法》的多数篇章 中均贯穿了治军的理念和观念，他主张治军中以法制教育为主， 以法制纪，以法束身，以严明的纪律严格管理部队和士兵，这是 将帅服主的前提条件，也是部队征战取胜的必备基础因素；司马 穰苴在统军中与将士同甘共苦，亲自察看军士的住宿，与将帅同 吃、同待遇，对有疾之士卒还亲自问医问药，将自己应得的劳赏 全部分给将士，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教育统军行动，极大地感 染了将士，贏得了将士的爱戴和信任。再加上赏罚严明，“司” 的部队严整有序，士气旺盛，具有攻无不克的战斗力，将士争勇 赴战，效死从命。
4•《六韬》（相传《六韬》为太公吕尚撰）吕尚其人：吕尚，姜姓，吕氏，字子牙。因辅助周武灭 商夺取天下有功，被武王尊为“师尚文”，封于齐，授以征讨五 侯九伯的特权，地位在各封国之上，故有“太公”之称。吕尚其书——《六韬》：《六韬》是一部著名的古代兵 书。作者与成书年代、争议很大，宋以后，基本认定为战国时期 托吕尚之名而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词意浅近，与商末周时的文体不一'二是与战国时期的诸部兵书（如《尉缭子》、《孙膑兵法》、 《吕氏春秋》、《庄子》、《荀子》等）相比，在思想内容、表达方 式、语言特征方面都极相似，甚至有些语句都完全相同。特别书 中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思想，数种思想统一的趋势只能发 生在战国以后三是书中《五音》篇以五行相克来解释五行学说，也与战国 时的阴阳学说相同；书中首次记述有骑兵的战法，这也只能是战 国时情况四是《汉书•艺文志》无“太公六韬”，《隋唐.经籍志》始 载此书，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后《归唐书•经籍志》、《唐书 •艺文志》均著录此书，名“太公六韬”。经史学家考证，认为 《六韬》乃后人假托太公之作，并不是周初太公所撰现存《六韬》共分六卷二十篇，近20万字；主要论说解决 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韬”，原为“弓套”，即“弓衣”，包含有 深藏不露之意，故由此引申为谋略之意。“文韬”主要讲治国安 民的政治策略，深刻地阐述了爱国、上贤、择人、行政的政治措 施，还论述了君臣贤善、亲合是强国之本的重要治国之法；“武 韬”主要讲的是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慎战和先谋而战，要察明 敌情、看准时机、伏则隐避、触发快捷，致敌于死命；并详细介 绍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具体谋略。“龙韬”主要讲军队建制，将 帅选用和军事指挥的韬略。包括统帅部队的编成、选将、立将的 方法，将威的树立、秘密通讯的手段、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怎 样兵农合一、预见胜负等问题。“虎韬”主要讲的是各种武器装 备的运用和进攻战术的指导原则，对突围、渡河、迂回、伏击、 围攻城邑和反伏击、火攻等各种战斗形式和作战原则进行了阐 述。“豹韬”主要讲特种地形下的作战原则，即在森林地、山地、 江河和险阻地形的战法，以及抗击敌人突然袭击、夜间偷袭、以 少击众、以弱击强的作战方法。“犬韬”主要讲各种兵种如何配 合协同作战的韬略，即车兵、骑兵、步兵的性能、战法、阵法等 配合的原则和技巧，及其集中、约期合战、选士和训练等问题。
从全书来看，一、二卷主要阐述的是战略问题，三、四、 五、六卷主要论述的是战术问题；《六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 先秦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六韬》的版本源流较为复杂，互有差异，现存版本可归纳 为4种情况一是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 河北定县出土的《太公》残简三是《群书治要》本，只有五韬，无豹韬，此为唐魏征给太 宗编的摘要本四是《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即1080年）， 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国内有 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的丛书本、注释本、白 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今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武经七书注释》本和《六韬浅 说》本关于《六韬》的篇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十五篇， 今存宋刻本《武经七书》只有六十篇，有些内容在反复流传中失 传，或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六韬》的军事思想。其一，提出了“禁暴乱、止奢侈”的政权观。“禁暴乱”是 针对民众而言。认为政治腐败、君臣、宦官的奢侈乃是引起暴乱 的根本原因，同时指出：要夺取天下，或者说要巩固政权，必须 要下要爱民、上要任贤；要公正节操、忠正守法、俭朴廉洁、慰 勉农桑；要严明法纪，赏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收揽人心，永 葆政权，真乃“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也”其二，认为军事战争是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重视战争之前的物质和精神准备是取胜的前提条件。《文钼•六守》曰：“农 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指出国家 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发展农工商，以充实财力；《文韬•文师》 曰：“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孟子“得其民，得其心，斯得天 下”是完全相通的，意思是说，施仁政以使人心归向，两者兼 施，这是战争胜负的根本。
其三，建设军队的实施方案具有精妙和独创的特点。《六韬》 要求建立严密的指挥系统，严格的选将制度；要有严密的训练编 组和具体的训练方法。书中所论的股肱羽翼72人的参谋机制； 一人学战，教成以推十人、百人乃至三军之众的教战之法；考核 将帅的“八征”、“三胜”之法；利用阴符、阴书通讯联络的保密 措施等，在我国军事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占有特殊的 地位其四，战略战术体系全面、特色突出。《六韬》对战略、战 术的论述，可说是全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关于战略的指导，作 者主张要有高明的决策，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巧妙地战略伪 装，成功的战略行动，适机的把握战机，正确的选择战略方向 等。认为因时、因势、因对手的强弱众寡决定战略方针和原则是 取得先期胜利和优势的关键；在战术上特别强调充分发挥将帅和 兵卒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性，在形势的估量、作战原则、方法 的选择上要慎重和精细。卷中还提出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的“全胜”思想和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文伐”思想。这 种利用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实现政治目的战略思想，较之《孙 子兵法》，更有全面、精妙之处。卷中还明确指出“伐谋”、“伐 交”和“伐兵”是有机联系的，在制定战略时，既要希望“兵不 血刃，而敌降服”，又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这种设想，对后 世军事与政治伐谋的辩证关系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尉缭子》（相传战国尉缭撰）尉缭其人：尉缭其人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不详，争议颇多，有的说是梁惠王时的隐士，有的说是秦始皇时的大梁人，还 有说是齐国人，辩证推论，以魏国大梁人为可靠，其理由有四： 一是：《尉缭子》开篇就点明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如果 是秦始皇，偏要说成梁惠王问对？从任何一种情况讲，都无从 解释二是：从书中通篇强调重农、修号令、明刑贵、图变法等强 国之策来议，正符合当时魏国之情；三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及的那位大梁人尉缭的 某些治国的要略，在《尉缭子》卷中没有任何反映四是：《尉缭子》卷中二次提及“吴起与秦战”的言语，而 且赞称吴起之雄，贬低秦皇，如果真是秦时尉缭子那就犯忌了
- 尉缭其书——《尉缭子》：据《史记》载：“惠王数被于 军旅，卑礼厚帑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可能 就是在这次招贤中，尉缭子被选见梁惠王，此书就是二人谈军国 之道和用兵之法的记载；其成书年代也可能就是梁惠王在位时 期，即公元前369—319年的50年间因此书作者尉缭子本人缺乏史书记载，故自南宋陈振孙提出 之先秦兵书后，明清大都认为是伪书，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 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本基本相同，从不忌避 “黄帝”名讳及篆体风格犹存等现象看，说明抄写于秦汉，成书 年代类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尉繚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在卷、篇数上都不 甚相同，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二、二十九、二十四、三十 一篇之别，原因多种，今存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一万余字， 其篇目是：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 理、厚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 卒令、勤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 令下《尉缭子》最早的版本应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可惜 不是完幅；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行的《武经 七书》本，后世众多丛书均源于此本如《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校 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校 证》，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武经七书注释•尉缭子》，解放 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尉缭子浅说》，关于《尉緣子》一书归属兵家和杂家问题，一段时间争议不 休，其原因是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引起的，即该书著录 有杂家《尉缭》29篇，兵家《尉缭》31篇，而现在仅有一种问 世，故产生了困惑不解，争议也就不可避免。
- 《尉療子》的军事思想。其一，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首先作者认为：不论 “王者伐暴乱”，或称犋立威，必须要用战争解决问题，也就是强 大的军事力量是强国之基础；而政治又是军事力量强大的根本保 证。故在《兵令上》篇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意思是说只有国治（即政治）才会有兵治（军 事)尉療还提出了 “农战”和“法制”的主张，认为“农”是富 国的基础，“法”是国治的保障，以农耕为治国之本，才能国富 民强，军事亦强也。其二，论述了战争的胜负唯在“人事”，而不在“天官”。古 代兵家大都附会于天人相应之说，认为“成事在天，谋事在人”， 往往把战争的成败归于天命，尉缭却提出了 “天官不若人事”的 观点，书中用无可辩驳的事例论证了战争的胜负唯“人事而已”。 天官不可信，成事全在于人谋。在《武议》篇中再次强调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进 步的认识论观点，在先秦兵书中是独具特色的其三，主张“慎战”和战役实施的迅猛性。《尉缭子•攻谋》 中曰“权敌审将而在举兵”，“权敌”就是兵法中的“料敌”、“知 彼”，只有了解敌方的情况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战则必胜•，“审 将”就是要慎重选择领兵指挥的将帅，将帅的才干、能力和道德 修养、作风与战争的胜负有直接的关系；“权敌审将”后，还要 在整军、统军、安民、胜敌的权术和谋略、战术问题上进行全面 考虑，极力反对“怒而兴师”。《兵谈》曰：“患在百里之内，不 起一日之师，患在千里之内，不起一月之师；患在四海之内，不 起一岁之师。”这种“慎战”的思想高于孙、吴，并且有所创新 和发展。
在战役实施问题上强调战术上的“先发制人”和“后发先 制”并举，主张果断决策，机智应变；战略上强调召之即聚，聚 之即进，要迅速集结，快速推进，方可应付各种外敌的袭击，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月，百里者一日”。“卒聚将至，深入其地， 错绝其道，栖其大城之邑，使人登城逼危。”（《攻权》）尉缭在战 役实施中的“迅猛”观点对当今国防建设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四，尉缭提出的治军十二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当今 “整军治武”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尉缭子》一 书，在谈政言兵的诸多观点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限于历史条 件，有些观点是不可认同和推崇的。如《兵令下》中的血腥杀屠 的定军心的思想，是应予以批判和摒弃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史的辩证的客观分析，合理吸收 和借鉴，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取得真正的学习实效性。《三略》（旧题黄石公撰）其人：黄石公即为圯上老人。传说张良兵败后，逃至下 邳（今江苏睢宁北），遇老人于圯（桥）上，他先侮辱张良，后 授以《太公兵法》并说
：“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 年孺子见我济北，毂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复见。十年 后，陈胜起义，张良聚众归刘邦，随刘邦打天下，建立西汉王 152 朝。十三年后，张良随汉高祖刘邦过济北，果在毂城山下得黄 石。良死，遂与石并葬。”（见《史记•留侯世家》）。其书——《三略》：《三略》亦称《黄石公三略》，相传 其书为太公姜尚所撰，后经黄石公推演授予张良，故旧题黄石公 撰；《隋书经籍志》云“下邳神人撰”。经学家推断，此者可能 是西汉晚期一位通晓军事、熟谙张良事迹的隐士，托黄石公之名 撰写的。
《三略》是以军事的政治谋略为主要内容的专题兵书，所谓 《三略》，即上、中、下三卷韬略上略篇“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论述了以收揽人心为 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和方法，这 种战略思想的特点是重政治、尤重“人心”中略篇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了君主统众驭将 的基本谋略，并且强调因时、因势而治的重要性下略篇的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的 “人政”思想，政治是以人的道德仁义礼为本，强调得心为上； 军事上主张“释远谋近”，以义殊不义，此种人治思想是儒道释 的综合体，具有自身独立的体系《三略》最早训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 本，后世的影刊丛书本也多以此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等。
另有许保林著的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的《武经七书》注 释本，《黄石公三略浅说》等《三略》的军事思想其一，“爱民”、“抚民”的“重民’’思想是治国治军之本。 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三略》军事思想的核心，指 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 政行而无怨。”倡导以道、德、仁、义、礼为治国之本，要求得 民心为上策，选贤才为明君，作者列举了二十种不同的人，提出了 20种措施，使“差者得其佑，恶者受其诛”在军事上，强调战争要从“保民”的目的出发，“兴师之国， 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对兵卒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也作了客观的肯定，“三军为一心则全胜可全”，认为民众和兵卒 是贏得战争胜利的根本，“重民”思想也就是治国之最优选择其二，辩证的军事战争观。《三略》认为，战争“变动无 常”，要“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其战略战术要因势 而变，做到切合实际有的放矢；作者在对战争力量强弱、柔刚的 转化问题上，在论述将与众、军与政的关系问题上，在宏观上对 军事与政治的互配问题及战争与经济的论述上，都具有朴素的辩 证法的思想，不乏是有哲理的真知灼见，是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 古代兵书精品之作《李卫公问对》（旧题唐李靖撰）李靖其人：唐初重要的将领，著名的军事家，字药师， 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北）人，李靖为唐初政权的巩固和疆土的 开拓累建战功，与当时的李勣同封“英卫”二公，贞观23年 (649年）病卒，享年79岁李靖从小聪明机灵，在初展文才武略时，被母舅韩擒虎赏识 进入军界，后随李世民转战南北，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其用兵之神，料敌之准，决策果断实效，堪称唐初将帅之最；此 书就是李靖军事谋略的总结李靖其书——《李卫公问对》：《李卫公问对》即《唐太 宗李卫公问对》（以下简称《问对》）。《问对》当系唐太宗李世民 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军制、 阵法、训练、边防等诸问题，但中心内容是讨论作战指挥问题《问对》是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分上、中、下三卷，一万 余字，北宋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关于《问对》的作者问 题，北宋陈师道、何蓮断定是当时人阮逸伪撰。其实，北宋初年 即有《问对》的不同版本、注本，陈、何之说不足为训《问对》是一部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兵书，它以问答式的体裁、 旁征博引，对战争的相关或不关联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自由评说 和讨论，是古代兵家著述和文人对军事笔录的传统模式的代表 作，以98次问对结构全书，别有特点，开创了史论结合研究的 军事先河。
- 《问对》的军事思想该书从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几方面进行议论，着重探 讨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内容广泛，立论新颖，其主要方 面是：其一，认为奇正用兵就是正确的用兵和灵活的应变战术的结 合。《问对》认为奇正命题源于古代五军阵（东、南、西、北、 中五军），指出“数起于五而终于八”，要正兵变为“奇兵”，即 位于五军阵地的“正兵”，向位于“闲地”实施机动出击即变为 “奇兵”，这样五阵就变为八阵也。作者的本意是：正确的使用兵 力加上灵活的变换战术是奇正战术的本质特征。《问对》还把奇 正同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要求“避实”、“击虚”，使 “敌势常虚，我势常实”。要善于利用示形、制造假象，隐蔽奇正 之变化。“分合”主要论述的是集中和分散用兵的原则和方法， “兵教，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教为奇。”奇正的目的就是争取战 争的主动权其二，认为攻守均是争取胜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认为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两者互为依存，不可分割；主张进 攻时，不仅要“攻其城，击其阵”，还要攻敌之心，摧敌之意志； 防御肘，不能单纯的守其阵，“完其壁”，还要把保其士气放在首 位，制造空隙乘敌之不备而攻之其三，在对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的重要性、阵法布列、古代 军制、兵学源流等问题上也进行了深人的探讨。认为将帅要通晓 兵法，要加强军事管理和训练，训练要循循善诱，循序渐进，要 区别对待；在其他阵法、军制、兵学源流等诸方面所开展的讨论，更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兵学的军事理论《问对》在中国军事学史上占有一定重要的地位，明代郑瑗 在《井观琐言》中评价说：“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 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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