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 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 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其马军、跳荡、奇兵亦不得辄 动。若步兵被贼蹙回，其跳荡、奇兵、马军即迎前腾击，步兵即须却回，整顿 援前。若跳荡及奇兵、马军被贼排退，战锋等队即须齐进奋击。其贼却退， 奇兵及马军亦不得远趁，审知贼惊怖散乱，然后可乘马追趁。①

这是《卫公兵法》所记录的作战方法，其中诸军按其职能分为弓手、弩手、驻 队、战锋队、马军、跳荡、奇兵等多种，每战，弓弩手发箭后执刀棒（即陌刀、 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步兵稍败后，奇兵、马军、跳荡才冲入腾击，步兵准备 再援，步骑兼用，攻守有职。步兵为先锋，骑兵为侧辅，步兵配以弓弩、陌刀， 骑兵负责步兵战后的突击与追击。陌刀作为断马剑的特殊功用，为先锋步 兵冲阵的主要兵器，与马军、奇兵一起构成唐作战的主要特色。

我们来看几个具体陌刀使用之例。《旧唐书》卷五六《辅公祐传》云：

公祐简甲士千人，皆使执长刀，仍令千余人随后，令之曰：“有却者斩。" 公祐自领余众，复居其后。俄而（李）子通方阵而前，公祐所遣千余人皆殊死 决战，公祐乃纵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溃，降其众数千人。②

辅公祐从杜伏威征战，伏威军中多用陌刀，所以这次战李子通时，先锋步兵 所持的长刀可能就是陌刀。同卷所附《阚秧传》云：

《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下营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阵（附）》4033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8。

《旧唐书》，卷五六，《辅公祐传》，2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善用大刀，长一丈，施两刃，名为拍刃，每一举，辄毙数人，前无当者。及 伏威据有江淮之地，秧数有战功，署为左将军。伏威步兵皆出自群贼，类多 放纵，有相侵夺者，稷必杀之。①

阚秧善用的两刃长刀可能就是陌刀，因为从其传看，阚稷统领的是杜伏威步 兵，“拍刃”，《新唐书》卷九二作“拍刀”，杜伏威的步兵皆善使这种长刀，阚稷 为其中最优秀者。由于杜伏威军队驰骋江南，未有强大马军与之抗衡，故而 未形成《卫公兵法》所记的陌刀兵为先锋、马军及奇兵侧辅出击的作战方式。太宗的作战方法则与之不同。《旧唐书》卷五九《丘和子行恭传》略云：

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 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矢，惟（丘）行恭独从。 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 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 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②

丘行恭原为骑兵，将马进太宗后，改用步兵战法，“回骑射之”，类弓、弩手举 动，下马执长刀大呼冲阵，与弓、弩手和战锋队距敌二十步内冲阵同，可见行 恭与太宗因长堤与大军隔断后，虽只有二人，却采取了一步一骑的作战方 法，步兵先进，骑兵突阵，与《卫公兵法》所记适相符合。

陌刀为步兵所持类似斩马剑的武器。在疆场上，步骑对峙中，骑兵的作 用相当于飞机坦克，其优势不必多论，步兵要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必须先 破坏对方骑兵的优势，而陌刀，正好可以充当完成这种任务的兵器。史籍中 所记杜伏威军中善用陌刀，南北对峙中南方骑兵总处于劣势，陌刀最早应行

《旧唐书》，卷五六，《阚稷传》，2270页，北京，中华书局，975。

《旧唐书》，卷五九，《丘和子行恭传》，2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于南方。而太宗、李靖借鉴南方作战的长处，结合其作战经验，创造了步骑 兼用、善用陌刀的作战方法，则在唐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太宗作战的两大特色为深入冲阵和出奇兵，《旧唐书》卷六。《淮阳王 道玄传》略云：

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始终从朕，见朕深入贼阵， 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①

太宗也认为“深入敌阵”为其作战特色。太宗深入冲阵的基础是步兵与之合 击，如道宗“乃与壮士数十骑直冲贼阵，左右出入，（李）ft!）因合击”②者，道玄 因副将史万宝拥兵不进才“为贼所擒”。深入冲阵，乃用骑兵冲乱对方阵法， 与之相配合的是步兵执陌刀冲入奋击，或断乱阵之马，或斫冲乱之兵，因此 说太宗的深入冲阵离不开陌刀。

《卫公兵法》也记载了奇兵。奇兵即由骑兵组成的出其不意使用的特殊 之兵。《旧唐书》卷五五《薛举子仁杲传》云：两军酣战，太宗以劲兵出贼不意，奋击大破之。

出奇兵也是太宗常用的作战方法，用奇兵时为“两军酣战”的关口，结合《卫 公兵法》,两军交战时步兵先冲锋陷阵，奇兵留以待之，可见用奇兵的基础为 大量步兵持陌刀陷阵，吸引了敌方马步兵注意力。奇兵多由骑士组成，利于 发挥神速的作用，与奇兵相配合的是步兵持陌刀酣战。太宗深入冲阵与奇 兵的作战方法都是步骑兼用。充分发挥步骑作用的战法，而保证步兵陷阵、 合击的武器则是陌刀。太宗、李靖在立国前后频繁征战，建立了大唐帝国， 又建立了大唐帝国“天可汗”的国际地位，步骑兼用的作战方法是武德、贞观

《旧唐书》，卷六。，《淮阳王道玄传》，2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旧唐书》，卷六O,《江夏王道宗传》，23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旧唐书》，卷五五，《薛举子仁果传》，2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武功的基础，而充分发挥步兵作用的兵器则为陌刀。

此后陌刀的使用多见于史籍文书，如《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略云：

调露元年，突厥阿史那德温傅反……行检行至朔州……遂诈为粮车三 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车，兼伏精兵，令居 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泉水，解鞍牧马，方拟取粮， 车中壮士齐发，伏兵亦至，杀获殆尽，会众奔溃。①

车中埋伏的壮士执陌刀、劲弩，主要是为了对付抢粮车的马军，敌解鞍取粮 时，车中壮士采取了《卫公兵法》所记步兵的打法，而伏兵有类奇兵、马军。 步骑兼用，裴行俭保护了粮车的运送，这是陌刀使用的一例。又如同书卷九 九《萧嵩传》云：

（开元十五年）八月，（萧）嵩又遣副将杜宾客率弩手四千人，与吐蕃战于 祁连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复合，贼徒大溃。②

这次战斗主要兵力为弩手，据《卫公兵法》弩手持陌刀，这些弩手从早到晚与 吐蕃大战，“散而复合”，当持刀棒反复陷阵冲杀。萧嵩时为河西节度使，可 见河西军队开元中不但大量使用陌刀，而且弩手也善于使用陌刀。

敦煌文言伯三八四一背“唐开元二十三年沙州会计历”云：

75.参拾捌口陌刀。

此为沙州都督府所有的陌刀。兵士征行时，陌刀当由军配给。《太白阴经》 卷四《器械篇第四十一》略云：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K2803—28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旧唐书》，卷九九，《萧嵩传》，3094页，北京，中华书局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弩二分，弦三分……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梏二 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斧钺代，各四分支。①

步兵陌刀、格（棒）、弩各以十分之二的比例支给，马军不给陌刀及梧，以锤、 斧代，以十分之四的比例支给，可见陌刀是步兵专有兵器。同书卷六《阴阳 队图篇第六十七》②也记载了陌刀支给分数，据图可知，陌刀为阴阳队的主要 兵器。具体的领取情况,《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载“唐咸亨五年张君君领 当队器仗甲弩弓陌刀等抄略云：

1 .前付官器丈、甲、弩、弓、陌刀口等抄，张君君遗

2.失，其物见在。竹武秀、队佐史玄政等本队

3 .将行，若得其抄，宜令对面毁破。

文书五行有“六驼驮马"，则将行的竹武秀队似由府兵组成的征行队，可知咸 亨年间，西州府兵征行者有使用陌刀的。

天宝年间，陌刀再一次在唐军事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旧唐书》卷 一九《李嗣业传》略云：

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步推嗣业为能。 每为队头，所向必陷……天宝七载，安西都知生兵马使高仙芝奉诏总军，专 征勃律，选嗣业与郎将田珍为左右陌刀将……嗣业引步军持长刀上……禄

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四，《器械篇第四十一》，99—100页，北京，中 华书局，1985。

李筌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六，《阴阳队图篇第六十七》，139—141页，北 京，中华书局，1985。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唐成亨五年张君君 领当队器仗甲弩弓陌刀等抄页

山之乱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 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 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刃而出，如墙 而进。

观李嗣业与李归仁之战，仍未出《卫公兵法》所记战法，“攒矢而逐之”即弩 手、弓手先发箭射敌,“追骑”则指继步兵之后“迎前腾击”的马军。此打法被 大量敌军破坏后，李嗣业独刀奋击，力挽狂澜，执陌刀的步兵“如墙而进”，再 行《卫公兵法》所记的战术，可见与用陌刀相行的仍是《卫公兵法》所记的步 骑兼用的战法，这一战法在安史之乱后仍在实行。有疑问的是，唐前期西北 战场使用陌刀，西州和沙州出土文书中也记有陌刀，为何嗣业传称天宝初 “诸军初用陌刀”呢？

据嗣业传，天宝时初次推广陌刀战法的军队是安西诸军。此前，为争夺 四镇、控制西域，安西战场烽火不断，如《新唐书》卷一一。《诸夷蕃将传》略云：

阿史那社尔，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贞观）十四年，以交河道行军总 管平高昌……二十一年，以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芯何力、郭孝恪、杨弘礼、 李海岸等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

契芯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贞观）十四年，为葱山道 副大总管，与讨高昌，平之。（永徽中）……诏何力为弓月道大总管，率左武 卫大将军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国纥兵八万讨之（贺鲁）。

《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略云：

（贞观十四年）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

《旧唐书》，卷一。九，《李嗣业传》，3297—32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新唐书》，卷——《诸夷蕃将传》,4114—4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芯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① 贞观、永徽年间，安西战场上主要仰赖的是部落蕃兵。突厥、铁勒、回蛇等部 落一次次成为进军安西的主攻力量。蕃兵长于骑射，其优势在于迅速灵便， 利用蕃兵以战安西，自然与其他战场步兵的主的作战方法不同，所以安西战 场不采用《卫公兵法》所记的步兵弓弩、陌刀战术。

进军安西者并非没有汉族步兵，只是这些步兵与部落兵相比，不是主 力。这些步兵的主要兵器为稍。《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略云：

(贺鲁)众且十万，来拒官军，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贼轻定方 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赭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 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

此次与贺鲁对战的精兵为苏定方亲领的阵于北原的骑兵，步兵持稍保持阵 脚，冲杀逐奔的则是骑兵。步兵持稍与持陌刀不同，陌刀长于进攻，稍外向 利于防守，陌刀与稍的使用与否不但体现了战场上步兵的主动或被动性，也 体现了战役中步骑的组成及仰赖步或骑的作战策略。吐鲁番出土文书中， 甲仗中领陌刀的只有一件，而领稍的则较多，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载 “唐队正阴某等领甲仗器物抄

此皆为领槊记录，槊、布相通。西州行军所配军器中，槊为步兵常给的兵器。这与我们在安西战场所见情况相符。

直到开元年间，在安西战场上最活跃的军事力量仍为部落蕃兵，《资治 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七月”条云: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 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有精于骑射的蕃族部落兵冲锋陷阵，马与骑射皆略低一筹的汉军自然不用

行陌刀打法，以步兵为先锋，但为什么天宝初要在安西诸军使用陌刀呢？

我们先来看天宝初安西诸军兵马的构成。《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略云：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唐队正阴某等领甲 仗器物抄 页。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唐潘突厥等甲仗帐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升元五年七月''条，6728页，北京，中华书 局，1956。

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固、疏勒四国（管戍兵二万四千 人，马二千七百匹）。

安西马与兵的比例为0.1125,马匹非常少，其他节度使下的兵马数如下表:

节度使	兵额	马数	马与兵的比例
北庭	20000	5000	0.25
河西	73000	19400	0.26575
朔方	64700	14300	0.221
河东	55000	14000	0.2545
范阳	91400	6500	0.0711
平卢	17500	5500	0.314
陇右	70000	10900	0.1557
剑南	30900	2000	0.0647
岭南	15400

 

除岭南外，剑南、范阳、安西的马匹数最少。剑南与北方不同，先置而不 论，范阳马少可能与平卢马多有关，范阳、平卢马匹之和与兵士之比为0.11, 仍不高，骑兵少，因而范阳、平卢军队大量使用陌刀，如《新唐书》卷一三五 《哥舒翰传》略云：

（崔）乾祐为阵，十十五五，或却或进，而陌刀五千列阵后。王师视其阵 无法，指观嗤笑，曰：“禽贼乃会食。

崔乾祐为安禄山守陕郡，所统兵虽不多，但有陌刀五千，表明安禄山部队大 量用陌刀，而陌刀也是这次促使哥舒翰败北、潼关失守的主要兵器，此不多 论。安西兵多马少，只有使用陌刀以弥补骑兵不足一途。天宝初安西推广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13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45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陌刀战法，与其马少直接相关。

安西在开元末天宝初军事部署有所变化。《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 二十九年”条云：（冬十月）壬寅，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

结合天宝初使用陌刀看，北庭、安西分为二可能不只是在置节度使上有变 化，也含有兵员配置、兵种改变等变化在其中。变化后的安西兵多为汉人募 兵，如李嗣业即“随募至安西”;变化后的安西兵骑少、步多，故而才在军中推 广陌刀。陌刀的使用与否是与当时军事形势、军事部署的变化密切相连的。

安西军队推广使用陌刀取得了成功。天宝七年，高仙芝征讨勃律时，选 李嗣业与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以执陌刀的步兵为主的军队“长驱至勃律城擒 勃律王、吐蕃公主”，其结果为“于是拂林、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归国家”②，控 制了西域。其后，继任的封常清又于天宝十二载击大勃律，“受降而还”③。 史籍虽未记这次击大勃律时陌刀手的作用，但经过夫蒙灵警、高仙芝、封常 清三任节度使的努力，安西不但使用推广了陌刀，而且建立了能战的陌刀 队、陌刀兵。陌刀手不与弩手、弓手合而为一，而是独使长刀，由陌刀将领 导，专司征杀。高仙芝临刑时，边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随而从之”④,可见独 立的陌刀手已经建立起来了。正是这些陌刀手在安西军事部署改变、骑兵 少而步兵多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作用，在西域征战拓土，使唐天宝年间在西 域地区建立了赫赫武功，陌刀的作用又一次体现出来。

从武德到天宝，唐在立国战争及与善骑射的游牧民族战争中能够取得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九年”条,6845页，北京，中华书 局，1956。

《旧唐书》，卷一。九，《李嗣业传》，32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条，6921页，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

《旧唐书》，卷一。四，《封常清传》，32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胜利，步兵的进攻性武器陌刀的使用是主要原因之一。陌刀的出现与推广 使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关涉到唐马政及整个军事形势，也可以说， 陌刀使用、推广的历史就是唐立国及对外战争、开天武功历史的一个方面。 唐代刀虽分为四种，真正在疆场上发挥作用的兵器只有陌刀。

陌刀在唐后期战争中仍继续使用，如《新唐书》卷一七。《王栖耀子茂元 传》云：

讨刘稹也，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诏王宰领陈许合义成兵援之，以河阴所 贮兵械、内库甲、弓矢、陌刀赐之。

武宗朝平藩镇的战争中陌刀仍为主要兵器，但唐后期国力衰微，对外战争中 更是如此，对贞观、开天时的武功只能望尘莫及。陌刀虽仍在战争中使用， 但已失去了贞观、开天时的辉煌色彩。

陈寅恪先生在《陈寅恪读书札记-〈新唐书〉之部》卷九二《阚秩传》中批云：唐玄宗时李嗣真（业）等始以陌刀著，然则陌刀殆始于此邪？俟考。

笔者参加整理寅格先生读书札记时（1987）,阅读先生在两《唐书》上的批注, 颇不解先生何以留意陌刀这种兵器的出现、使用等，多年读书，常常思索这 一问题，似有所得。陌刀，也应是先生“种族与文化”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陌刀是汉民族与善骑射的游牧族的战争中改变自己马少不精的劣势、发挥 步兵多的优势的关键兵器，陌刀伴随着唐帝国的建立、昌盛，体验着荣辱悲 欢。这样解释，是否真正理解了寅恪先生重视陌刀的原因呢？惜已无缘聆 听先生教诲了，敬请读者指正。

《新唐书》，卷一七。，《王栖耀子茂元传》，5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北京，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永乐宝剑复原记

胡小军

［摘要］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库博物馆中所藏“永乐宝剑"是中国明代刀剑之精品。通过 对明代对藏区政策的分析可知，此剑当是明代文化与宗教交流的重要实物遗产。因此， 在详细分析永乐宝剑的制式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复刻，对中华刀剑文化的复兴有 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永乐宝剑；宗教交流；刀剑制作；藏传佛教

［作者简介］胡小军，1977年生，男，浙江龙泉市人，中国当代知名铸剑师，工艺美术师， 龙泉市

现藏于英国利兹皇家军械库博物馆的“永乐宝剑”是目前存世的中国明代刀剑中最为著名的一把。该剑 于1991年由博物馆从美国著名佛教与印度文物收藏家阿诺德-利伯曼处购得。全长90.3厘米，刃长76.2厘米。剑刃为铁 质，采用大马士革钢制法；剑饰极尽奢华，剑外体通身包裹金银，大量使用镂 空雕刻与整刻等制作工艺，剑鞘内层为木制，部分为皮革制。①可以说，这把 剑体现了明代皇家刀剑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刀剑制作的代表 作之一。然而，永乐宝剑从造型与设计上，还是装饰文字上，都并非典型的 中原刀剑制式，而是一把充满了西域文化特征的西番宝剑。之所以如此，与 元明两朝对西番的政策有关。

蒙古政权建立后，吐蕃即臣服蒙古。大元王朝统一后，西藏亦成为元朝 的行政区域，属宣政院管辖。而蒙、藏之间更是因佛教信仰而关系紧密，蒙 古王朝与藏传佛教之间形成明确的供施关系。因此，藏区稳定与否，与中央 政府对藏传佛教宗教势力团体的态度及相互关系，有非常微妙的关联。这 一传统在明朝仍然得到延续。

公元1368年春，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政权确立。同年挥兵北上，迫使元 顺帝“北遁”，而使明朝最终完成对中原政权的掌握。但北元势力仍据守大 漠南北，军事势力仍然非常强大，继续威胁明朝的边境安稳。而蒙、藏在宗 教、文化、地缘等多方面的紧密联系，促使明王朝从最开始就对如何确保其 在藏区的主权及藏区的治理予以极高重视，也由此催生了明王朝此后很长 一段时期“以番驭蒙”的藏区治理方针与治藏体系。这一体系始于明太祖, 至明成祖时臻于成熟。

众所周知，明成祖向来善用僧人,燕王时期就曾与番僧接触。后起兵夺 位时，佛教僧人道衍也曾起到关键的谋划作用，而登位后，又多次趁大乘法 王入朝受封时，受灌顶密法，贡喝扎西也曾为他授过长寿灌顶。这些都从侧

面说明他对西番的重视。因此，永乐在位22年(1403—1424),期间延承元 代及明太祖时期“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对西番的行政建制、宗教事务、社 会文化、经济生活进行改革整顿，对藏传佛教的高僧群体也基本上采取“有 请必封”、“以教固政”的团结方式。永乐朝期间，在藏区主要封有大宝法王、 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护教王和赞善王，及其他职别 的僧伽。这些政策维护了藏区社会的稳定，促使不同教派间相互约束，从而 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大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汉、藏之间经济与 文化的交流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府在乌思藏 及其他藏区的统治权。而每次赐封，总会附赠大量贵重财宝、工艺品等，以 示郑重。如永乐五年初，永乐就曾致书大宝法王哈立麻，并“赐尚师哈立麻 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蟠幢二十四对、香合儿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 纱灯笼二、蛇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盆一、马四、鞍马 二、银杭一、青圆扇一、红圆扇一、账房一、红拧丝拜褥一"①。

因此，从宗教与政治方面来看，对地缘政治的掌控，以及对藏传佛教的 痴迷，可以说是促使这把永乐宝剑诞生的重要原因。而从文化与工艺方面 来看，这把剑不单单代表了明代刀剑制作工艺的水平，同时也是明代文化与 宗教交流的重要实物遗产。

本文将首先对该剑的形制、工艺、装饰特征等进行详细剖析。对此，国 外学者已进行过大量研究工作，因此，这一部分是在借译部分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再补以笔者的部分文献资料与思考。其次，就复刻该剑的过程、具体 工艺、疑难点、创新点等进行详细叙述。受笔者自身学术与工艺水平局限， 文中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永乐宝剑的制式与特点

国外学者对该剑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首先，对该剑的装饰与 剑刃的大马士革钢特征的观察与比较，有学者认为该剑是明洪武

《明太宗实录》，影印本，卷六五，北京，北京线装书局(1368—1398)和永乐(1403—1424)年间，明王朝赐封予藏区佛教寺院的诸 多铁质法器中的一件。其次，该剑的装饰极尽奢华，从剑首、剑把、剑格到剑 鞘，均包裹金银，外饰采用大量云纹、回纹做工，这一设计风格，也与洪武、永 乐时期赐赠藏区的其他法器相似。

剑格处设计以“克提穆卡的兽首为设计原型。克提穆 卡是藏传佛教中经常出现的神兽，其原型来自印度教，是一种吞噬一切，乃 至自噬其身的怪兽，因此往往仅存一张面孔，故其名亦含有“光荣之面”的意 思。①其造型经常出现在藏密“内火供”中，多以怖畏金刚左手所持的嘎巴拉 碗的形式出现，整体呈倒置的上颅器状，上有眼窝和外觥的利牙。②实际上, 克提穆卡与饕餐、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虎型辟邪物“吞口 ”在造型与 寓意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其中不乏某种内在联系。由于其与狮子头的 相似性，有时会被混淆。其最明显的特征主要是表现为吞噬的表情，以及在 两边出现的手

剑首的装饰一面仍然为克提穆卡，另一面则为龙，周围用八吉祥纹装 饰。③剑把与剑鞘的结构性部分同样使用大马士革钢制作，但表面包裹金

二、永乐宝剑的归属问题

国外学者在研究该剑后推测，该剑应为洪武或永乐时期明廷给藏区某 位高僧的赐封。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宝剑作为佛教最主要的法器之一，是 智慧的象征，是断灭愚痴和障蔽的觉识之物。因此,宝剑被包括在转轮王的 “七近宝”中。①由此可以推断，被赐赠宝剑之人必是身居高位的高僧大德， 或是具有世俗权力的藏王。从洪武、永乐两朝对藏区的众多赐封来看,满足 这一条件的，只可能是帕木竹巴政权及其领导者。

帕木竹巴政权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地方政教合一政权，它崛起于元末，经 由大司徒绛曲坚赞苦心经营，后逐渐强大并最终击败了元王朝曾极度倚重 的萨迦派,俘获萨迦本钦旺尊，获得藏地统治权。帕竹地方政权自明朝开国 以来，就与中央政府关系紧密。早在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即封帕竹领袖 章阳沙加为灌顶国师，后又设帕木竹巴万户府。其后继承者续封灌顶国师， 授印信并厚赐。后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坚赞，于洪武十八年（1385）掌握地 方政权，二十一年（1388）被封为“灌顶国师”。②永乐四年（1406）,帕竹的灌 顶国师被加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璃纽玉印，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 帛五十匹，巴茶二百斤”③。在明代官职分类中，灌顶国师是给予宗教人士的 封号，而封王则表示了对其世俗权力的肯定。阐化王是明王朝第一个在藏 地封授的教王。而将该教王封号赐予帕竹政权领袖，可以说颇有用心。因

为在此之前，依大司徒绛曲坚赞规定，第悉继任者须为僧人出身。而明廷对 扎巴坚赞的赐封无疑是对其政教合一、由僧人掌管世俗权力的肯定与扶持。 对此，藏文文献《西藏王臣记》中也有记载：“其后，永乐皇帝还颁赐扎巴坚赞 金印，后又颁赐水晶铃印及授权职封诏书。从此藏王扎巴坚赞的美名，响透 天界……所有藏中人士，莫不有口皆碑，都称藏王扎巴坚赞是大法王。”①帕 竹势力在藏区的发展达到巅峰。

而另一方面，宝剑这一重要法器与文殊菩萨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 宝剑一直是文殊菩萨的两大标志之一。而文殊师利菩萨在中国住持显圣的 道场就是五台山。五台山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佛教圣地，受到佛教信徒的朝 拜。而五台山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显、密教派并行，青、黄寺庙并存， 僧、俗信众相互依存。②自元代开始，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至明朝时期更 是有高僧频繁往来于此。永乐时期，大慈法王释迦、大宝法王德银协巴、大 乘法王等藏密高僧都曾先后多次前往五台山，明成祖还在大显通寺设置过 僧纲司，专司接待，对此《清凉山志》中均有所记载。③明代皇帝大都对五台 山藏传佛教非常尊崇，不断在此修建寺院，护法敬僧，封授尊衔等，这些都促 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包括萨迦派、嘎玛派、格鲁派僧人也 都纷纷往五台山弘法。

而在藏传佛教中，文殊菩萨有诸多人形化身，如赤松德赞、萨迦班智达、 宗喀巴和隆钦巴等，他们都有莲花托着宝剑和经书的标志出现过。④特别是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据说和五台山有渊源，“土猴年末，即元顺帝至正十六 年丙申（1356）,宗喀巴父于梦中见到汉地五台山来的一位僧人”⑤。而《宗喀 巴大师传》中明确记载：“宗喀巴大师转生在五台山，以班智达（学者）的形象

五世达赖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13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赵改萍：《浅析五台山藏传佛教之特征》，《五台山研究》，2004年第3期。

释镇澄：《清凉山志》，点校版，卷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罗伯特-比尔：《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131页，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社，2007。

法王周加仓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88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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