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武术的地域文化特征包含了浙江沿海武术运动形式、技术特 征和功能转化三方面。在浙江沿海地区武术的运动形式都表现出高度一致 的简洁性,技术动作幅度范围小，动作精炼，这是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 习性所决定的，是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地域特征的体现。浙江省沿海地区 内出现流传的武术,其技术特点都与古代尤其是明代军事技击相对应,很多 动作源自于《戚继光三十二式拳经》，同样讲究武术的实用性，注重实战功 能，这也是浙江沿海地区武术的共有特性。在明末清初，军事武术流传入民 间较为明显，军事武技和军事训练阵法被普通百姓所接受，还衍生出了众多 与武术相关和以武术活动为基础的民俗活动事项，武术的功能发生了转变， 慢慢地深入民间百姓的生活，这体现出了浙江沿海武术的渗透性。

因此，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特征可归纳为三点。浙江沿海武术的运动形 式与地域民众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具备生活和生产性特征；浙江沿海武术 的运动技术受到军事武技和军事训练影响，具备军事武技的实用性特征；浙 江沿海武术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化，除了健身、娱乐、观赏功能外，还渗透到诸 多民俗事项中，与地域民俗互动,具备地域民俗性特征。

第五节浙江沿海的武术文化发展成因

浙江沿海地域文化、浙江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浙江沿海地区的社会环 境共同的作用之下孕育了浙江沿海武术文化。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成因与 越民族“尚武”精神、明代抗倭战争、各朝代农民起义有直接关系。在这三个 条件之下，浙江沿海武术文化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形态。浙江沿海武术文 化的形成是在浙江区域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状态下形成的，又因为各背 景之间彼此相互渗透、融合，最终便形成了浙江沿海武术文化的发展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称霸诸侯，纷纷发动战争，战争是这个时代的 主旋律，越地的崇尚武功之风盛行，在勾践灭吴之后成为当时的霸主。在长 期的吴越战争中孕育了好勇斗狠、矢志复仇、足智多谋、理性务实、以进为 退，以攻为守的精神品质。

《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中“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 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徙，锐兵任死，越人之常性也”。越人因生存环境的 强大压力，有一种与水抗争、视死如归的强悍性格。这种性格其实源于一种 绝境，即不抗争就无法生存的处境。春秋时吴越两国的战争将越人在与人 战斗中，将好勇斗狠的强悍精神发挥到了极点。“越甲三千可吞吴”表明了 越人骁勇善战、强悍异常。“锐兵任死,越人之常性也”说明了越人保家卫 国、视死如归的普遍倾向。“越猛虎也”说明在春秋时，越人以勇敢、威猛而 闻名于世。而越剑便是这种精神品质的载体和象征。

在吴越之战中，越人好勇斗狠的精神品质被催生成为矢志复仇的精神， 加之越人好剑轻死，使其有了高拔和阔达的气象。越人在战争中培育起来 刚烈、勇猛的品质，生成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显现于民族危亡的境地， 体现了对民族的忠诚。这是越人在世世代代的传承中凝聚的特有的精神追 求，就是在民族临难危亡之际，越民勇于献身救国的古越之风。勾践兴越灭 吴，十年卧薪尝胆都变现了越人足智多谋、理性务实、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的 精神品质。勾践一边为质三年，一边暗自发展，在国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改善国力。越人勤劳节俭，稳重踏实，善于筹划，在贫瘠的越地之上，国弱势 低，如果没有理性务实的精神品质，越国不能在十年之内实现吴越强弱之势 的转变，最终战胜吴国，报仇雪耻。在这个过程中，越人面对生存危机没有 退路时，在共同目标之下，励志图强，迸发出创造的活力，彰显出了巨大的进 取和进攻精神。古越民族的“尚武”“图志”民族气质在明代抗倭战争，清初

 

反清复明运动中也表现鲜明突出。①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越文化精神在不断更替的封建政权、社会文化的 影响之下形成了包容、抗争、务实、求新的精神品质。

越文化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便显出开放、包容的雅量。表现在兼 收并蓄，允许不同类型、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存在，对异 己的文化元素能够采取包涵的态度；和善于学习和吸收优秀的文化特质，广 撷百家，汲取精华，做到历久弥新。越地的抗争精神表现与自然环境和人文 生态环境的改造中，越地在与水的斗争中，始终保持坚韧、顽强、开拓和进去 的精神品质，并且在一次次的治水过程中得到升华。越地人在与腐朽的封 建王朝进行抗争，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抗倭战争彰显了越地人英勇奋斗，壮 烈殉国的“慷慨”品质。越文化的务实精神表现于越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的发展中，领略到真做实干的益处。越文化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历史的交错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态。②

“越文化”的民族气质是包含了古越民族“尚武”“图志”的精神气质和 封建时期“包容”“抗争” “务实”“求新”的越文化在内的越民族文化精神。 越民族这种“尚武” “图志” “包容”“抗争” “务实” “求新”的越文化精神是越 地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已经深深地埋藏于这片土地之下，植根 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代代传承。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越民族文 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领域里的一员，占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发 挥着“图志”“包容”“务实” “求新”的文化特性，今后仍然会不断发展,沉淀， 壮大。

《筹海图编》（明）中记载，从汉代开始日本便开始向汉代朝贡，直至宋元 交替，日本进贡船只一般停靠浙江沿海府县。但是在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之 后，因入贡使臣帮助逆臣胡惟庸之后，明太祖禁止其再行入贡，在此时我国 东南沿海小范围的有倭寇出现。《元史》中记载，日本商船在庆元（今宁波）

•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M].人民出版社,2010.6,90-118.


• 朱志勇.越文化精神论[M].人民出版社,2010.6,90-118. 地区烧杀抢掠，当地官兵不敌日本海盗商人。在明朝建立的开始时期，倭寇 就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荼毒百姓。明太祖及其后两三位的统治者 采取了各种措施保卫海疆，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使得明朝前期的倭寇 没有酿成大的祸患。在明嘉靖年间是倭寇对中国入侵最为严重的时期。在 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之下，倭寇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肆虐，到了嘉靖中期则达到 了极其猖狂的程度。倭寇到处烧杀抢掠，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 难,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有侵略必然有反抗，浙 江沿海地区的官兵、乡绅、商人、百姓都奋起反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浙江沿 海地区抗倭历史。①

浙江地区是倭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依据《明代倭寇史略》中可得出数 据,在可查证的倭寇入侵次数中，在明朝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入侵达396 次，而对浙江沿海地区就有118次。在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 中，明朝后期尤为严重，浙江因经济贸易发达，浙江沿海地区百姓更是饱受 倭寇的侵扰。所以在明朝时期统治阶级对浙江的军事力量也是最为重 视的。②

据《筹海图编》中浙江兵防官考记载，浙江旧时无巡抚，嘉靖丁未年因为 海寇作乱，才设了梯度军务兼巡视浙、福、兴、泉、章地方监都御使。嘉靖三 十四年因倭寇之乱，又设督查直、浙军务侍郎。嘉靖三十七年，因倭寇不靖， 又设视军情官。洪武三十七年将旧制总督改为领于都指挥，以备倭患，改旧 制侍郎都御史为领于按察副史，统领浙海，驻扎宁波。因地方事务繁多，设 各郡兵备副使,添设兵备监事，浙直总兵以及各地驻守参将,游击将军，及各 地把总，以备倭患侵扰。据《筹海图编》中浙江兵制记载浙江沿海地区的几 大卫所驻扎守兵的数量远大于内陆的卫所，另外沿海巡检司驻守的弓兵数 量也多于内陆的州府③。

•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中华书局,2007.06.


• 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M].中华书局,2004.


•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M].中华书局,2007.06.

明代前期，统治阶级和驻浙江总督对倭寇的侵略行为较为重视,采取了 很多政策消弭倭寇的侵略。第一就是实行水陆并防政策。明朝在建立初 期，收用建立了一只较为正规，颇具战斗力的水军，后来又在沿海地区建立 了 24卫所，组织水兵进行训练，战时出海作战。在倭寇对沿海地区进行侵略 的时候，水军便发挥了作用，进行抵御，时常对沿海地区进行巡视，围剿抓捕 倭寇。明朝的建立本身就是凭借了骁勇善战的陆军。当倭寇进犯时待倭寇 登岸后，进行围捕，多次致使倭寇登船逃逸。水陆两军的并用，战胜了倭寇 的多次侵扰，是其掠夺行为不能得逞。第二就是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地 区增强水军建设，建造海船，在部分海岛建立水寨。洪武十九年，浙江地区 设滋浦、乍浦两个守御千户所，隶属浙江都指挥使司，设观海指挥使司于宁 波慈溪县。同年12月在宁波、台州、温州等地置平阳、三江、龙山、廓衢、大 嵩、钱仓、新河、松门等八个千户所。这样在《筹海图编》中有浙江“北起乍 浦，南迄蒲门，萦纤两千余里。设九卫及诸所、诸旬司，总有百城，又营寨烽 堆彼此联络援应接济，血脉贯通”的记载。并注重选拔御倭将领，实行赏罚 分明，提拔作战丰富的将领整饬海防，建立了强固的海防。但是到了明朝后 期尤其是嘉靖前中期，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官吏贪酷，结党营私，破坏海防建 设，小民依附倭寇,地方盗贼蜂起等原因，使沿海地区军政腐败不能有效抵 御倭寇的侵犯，致使浙江沿海地区的倭寇侵犯十分猖獗。嘉靖后期经朱纨、 王抒、张经、胡宗宪等人整饬海防措施之后稍有改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 奸民断掉了倭寇的羽翼，消除了陆上势力。在沿海地区设置防御设施，添置 战船，培养部队分驻海防要塞，这一系列的措施使浙江沿海地区的抗倭战役 取得了很大收获。后来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在浙江招募士兵，组建御倭军 队,在沿海地区训练军队，排演兵阵，强练武艺。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沿海 地区的倭患基本平息

浏览1,078次